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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脸-第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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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清朝的李白（3）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后期的北京发生了什么？这无疑是我们解剖黄晚年生活的关键。虽然这方面的大致轮廓并非无迹可寻，但要将这些散落在他诗集以及旁人著作中的零言片语拼凑成完整的生活图象则依然困难重重。首先记事人的身份、背景、目的与传主的亲疏关系，看问题的角度等无不影响着文字的可信程度。更何况某些长者大人在回忆与黄生前的交往时有意推卸责任，文过饰非，尽量往自己脸上贴金。在此我只要举出翁方纲为黄诗集所撰的那篇序言就很能说明问题。此人系乾嘉诗坛的一位重要角色，清代四大诗派之一的“肌理诗”的理论创导者，常州文人的精神领袖。自黄入都后就一直以同乡与前辈的身份笼络着他。又是请看收藏又是以先祖画像索题。还共同发起组织都门诗社，几乎三天两头混在一起诗酒酬唱。然而正是这个伪善的老头，在黄死后不仅胡说什么“每来吾斋，拜文节（宋代诗人黄庭坚，据云为黄先祖）像，辄凝目沈思久之，予亦不著一语，欲与相观于深处，而孰知其饥寒驱迫……其精气已长往矣”，甚至还单凭个人好恶将黄的两千首遗诗删得只剩下五百首。以至连一向不与人忤的洪稚存也看不过去，出来打抱不平，批评翁“删除风月少精神”。《清诗的春夏》的作者周黎庵先生更是认为“幸而仲则诗后来有了足本行世迄今
，而翁刻究未为人所知，那是幸事，否则，这位绝代风华的薄命诗人不知要被肌理诗论糟蹋到什么样子。”
黄仲则诗中有一种类似海底珊瑚与昆仑灵芝那样的东西——瑰丽与清俊。令人惊叹的想象力加上对事物细致精辟的本质把握，以及体贴入微的语言，使得他写诗神奇得犹如魔术师从盖有黑布的暗箱里掏东西，又仿佛一手握管一手同时拿着显微镜。从表面上看，他的作品与当时风靡文坛的性灵主义诗歌同出一辙，但同样的生活场景、意象、山水与情感细节，在他笔下往往别是一番面目与滋味，这就是天才的力量。他写七言古诗犹如大禹治水，写七律好象庖丁解牛，或者孔令辉打乒乓球。尤其是他艺术生命达到颠峰的一七七三——一七七五年那几年，功力上差不多达到了打通全身经脉的武学大师那种摘叶成剑，无招为有招的境界。我们几乎完全可以假设，如果不是随后突然作出的贸然入都的决定，在支撑清诗辉煌与高度的由吴梅村、龚自珍与他所组成的那个令人有高山仰止之叹的三角型支柱，由于他的高出一头，以至这个比喻可能有因此无法成立的危险。
京师的七年公务员生活是一块珍异宝石在世俗的熔炉中变成石头的精采文本。我们将再次看到一颗理想的头颅如何在冷酷的现实面前低垂——疲倦而沮丧——最后干脆完全停止了转动。在此之先它甚至已将他的才华提前送上了艺术的断头台。在这座连皇帝也会写诗的传闻中的开明城市，尽管黄的诗才获得了普遍的认可，其现实处境却一直未如向往中那样有所改变。首先他一年年满怀希望参加的顺天乡试依然保持着与在江南时同样的失败纪录。虽然他的老师身为掌握录取大权的同考官，但以朱笥河一向的严正刻板，想寄希望于在录取名单上弄什么手脚显然过于乐观。其次是效法李白以诗词名动公卿的路子，那也只能证明他对清代严格的人才制度缺乏起码的了解。再说他那恃才傲物、喜怒无常的名士派头也让很多人受不了。因此，整整七年中，这个清代历史上的杰出诗人除了上班以外，大多时间消磨于各种无聊的名人聚宴和社会应酬，以陪衬人或风雅摆设的身份，在所有这些地方他都受到了热情欢迎和酒食款待。而一旦他们认为不需要他时，也许他就得知趣地主动离开。贫病潦倒和性情古怪逐渐成为他天才以外的第二特征。当他在某侍郎的生日盛宴上捧场，当他在某相国的藏品前趋奉谀美，当他面对某尚书的涂鸦之作作违心之论。我的内心之所
以满怀忧伤与怜悯之情，或许是因为在我看来他那时的形象已不像是神姿英发的李白，倒更接近于“剩酒与残炙，到处潜苦辛”的落魄长安期间的杜甫。虽然对于这种难堪的现状，包括洪稚存、杨芳灿等在内的好友曾一再提醒过他：时代不同了，“千金辟士置幕府，此风古有今则微。”然而让人遗憾的是，一直到死，黄似乎仍然深怀着这样的侥幸心理不肯回头。
作为黄晚年最激动人心和充满想象力的事件，陕西巡抚毕秋帆客观上确实扮演了某种“火焰守护者”和“希望工程主持人”的角色。然而让人感慨且油然而生敬意的是，这同样归功于他命定中的贵人——生平知己洪稚存的大力吹嘘。当时他们的一个共同朋友孙星衍在毕那里混得不错，来信要在京等候秋试的洪前去帮忙。毕的豪爽与一向体恤寒士的作风立刻给洪留下了深刻印象。洪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在一次宴饮进入到高潮时不失时机向毕详细介绍了黄的窘状并私下里约同孙合力举荐。对于乾隆年代的中国文坛，毕是天下公认的最慷慨最伟大的财神爷。如果我们抛开戴在他头上的那些巡抚总督之类的官衔不论，此公的真实身份应该是巨贪兼慈善家。多年来受他资助与施舍的落魄知识分子那真是多如过江之鲫。由于本身是知名文人的缘故，他当然也听说过诗坛巨星黄景仁的名头。尤其是在洪为他背诵了黄《都门秋思》里的名句“全家都在风声里，九月衣裳未剪裁”以后，毕当场神为之往，“谓值千金，姑先寄五百金，速其西游。好事惜才，亦佳话矣！”（陆继辂《春芹录》）
于是就有了黄一七八一年秋天突然的陕西之行。此前他出于避债与养病的双重目的寄居京西法源寺。虽然详细情况少见记载，但从洪《法源寺访黄二病因同看花》中的“今年花盛病亦盛，转恐病久花难寻”这两句来看，恐怕已有几分潇湘馆药炉病榻间无力回天的林妹妹的样子。在这种背景下，毕轻财怜士的古风确实如同一支强心针令他的生命顿时出现了新的转机。这位几年来被京中大佬们的空头赞美与虚情假意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清朝的李白，这回大约感觉自己可真是遇上韩荆州或贺知章了。加上此前不久他正科级的武英殿校书官可援例升为副处级主簿这件事也令他精神为之一振。从现今保存在《两当轩集》内的那些纪行诗来看，他当初的扶病千里访毕有一种易水西风式的悲壮，物质上的目的则可能是唯恐夜长梦多，好事易黄，先把那答应下来的五百两银子拿到手再说。何况对这笔钱的用途他私下里也早已有了明确安排：加捐县丞外放。用现在的话来说，也就是将一个文化部的副处闲职弄成实实在在的地方上的副县长。尽管对这个看似偶然的决定背后隐藏的动机多年来没有人提出过疑问，但想象我们的诗人会如晚清谴责小说里的那些猾吏那样将这纯粹看成一种生意，打算通过穷奢极欲地收刮地皮，以尽早收回投资成本仍然是相当荒谬的。在这
样的情况下，唯一合理的推测是他可能已打算离开北京，到南方的某个温暖地带，担任一名收入丰裕、生活稳定的地方官员。这不仅有利于他的病体，或许还能让他自觉负疚过多的家人也跟着沾上些实惠。京师的北风与飞雪，以及比风雪更冷的人情看来已经令他感到寒入骨髓，而他当时最想做的事情也许就是尽早离开它们。
对西安的匆匆拜访很象是黄一生理想主义的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而且途中也出乎意料地顺利——甚至没有发病。以他当时的身体状况，这几乎是有些不可思议的。他不仅如约拿回银票并受到巡抚大人异乎寻常的款待，同时与洪、孙等故友的重逢也让他感慨万千，分外动情。虽然到后不久从京师方面传来恩师朱筠去世的消息令三人感到震惊与伤感，并一同在附近有名的兴善寺中设奠大哭了一场。但总的说来黄对这次旅行的感觉相当良好。唯一的不愉快看来就是离开前与洪有关那笔银子用途的激烈争吵。洪主张以了结债务为当务之急，余下的用作赡养家小和生活药资之需，黄却坚持自己的打算不肯改变。从洪后来对此事的回忆性文字来看，那次两人虽未闹到不欢而散的地步，但彼此心中已有些芥蒂恐怕在所难免。只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关河冷落、朔风凄紧的咸阳古道上的挥手一别，竟然已是他们生前所能见上的最后一面了。
第四章
清朝的李白（4）
虽然一七七五年冬在“诗少幽燕气”的借口下对帝都狂热而理想化的进军以及后来的一再抱有幻想，已被黄的研究者、生前的好友甚至黄本人认为是人生策略上的重大失误。但对做出这一错误决定的个人性格方面的原因依然缺乏必要的反省。以当时的事实而言，黄的才名在江南一带无论政界还是文坛都已经逐渐如日中天，同时也不乏某些风雅权要对他的赏识以及经济上的支持，而这应该足以令一个职业写作者维持诗酒放纵、风流自赏的名士形象并游刃有余。更何况北京的风沙与燕山大如席的雪花与他的肺结核症又是那样势若水火，不同戴天。在这种任何人都能轻易作出评判的利弊得失面前黄仍然坚持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大可畏精神北上入都，除了说明他的轻率与固执己见，另外还能说明什么呢？也许天才之所以成为天才，正是因为他那种不同凡俗的实现自我价值的方式与作派吧！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之所以落到后来这样“才人落魄如君少”的狼狈地步，也许并非因为他寄于满腔希望的北京对他做错了什么事情，事实上北京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口蜜腹剑，老于世故，自高自大。而且这方面已有李白当年在长安的遭遇可供前车之鉴。因此，尽管黄诗歌的高度可以成为他所处时代的标尺，但在政治与生活常识上确实表现得相当弱
智。同情他的人虽然尽可义愤填膺地强调社会与政府的责任，但当一个人不能对自己的才华负责，甚至不能对自己的生命负责，那么所谓的他人的责任又从何谈起呢？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毕的五百两银子是黄基本上已经放弃挣扎，随波逐流的京居生活最后的漂浮物。因此回来以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不顾债主追讨和衣食无靠的现实窘状，立即将它们全都送进了吏部，然后继续躲在法源寺的佛光香烟之间，看花养疴，静候佳音——一种表面的自以为是的风雅。一位名叫武亿的旧日相识当年晚些时候游寺时偶然遇见他，发现那时他的情况实际上已相当糟糕。“病寝一木榻，出新著诗两卷，皆其游太原、秦中所寄兴者，持示余。且起太息曰：‘景仁惫甚，脱不幸死，奈何？’余视其貌过戚，强慰之曰：‘君才犹未尽，天忍夺之速耶！’”在武的回忆中，那天黄还非要挣扎着爬起来去庙里弄来些吃的算作招待。“饭已别去，自此绝不相闻”。作为记录黄晚年凄凉境状的生活实录，此文因文字生动、言事翔实一向为人珍视。文内提到黄对自己身体的那番抱怨令人闻之鼻酸。由于病情日复一日的恶化，部里的批文又迟迟不见下来，当时他的处境确实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乾隆壬寅（一七八二年）虽然一般被认为是黄在京师度过的最后一个年头，但有关该年他的生活与交游则一直是个可疑的空白——无论是在旁人的记载和他自己的著作中。唯一知道的一个事实是，自年前病情加重以后，他几乎已经完全停止了写作——甚至包括与洪及其他朋友的通信。也许在当时的黄看来，老毕的五百两银子进了吏部犹如泥牛入海那还是小事，更要命的是按照清代部员候选须一律先行革去旧职的吏例，那时的他不仅贫病缠身，同时也早已失去了任何工作与收入。想象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形只影单地躺在偌大一座北京城的一席病榻上的情景是相当残忍的。尽管法源寺的古本海棠春来依旧红灼如锦，然而以黄的病眼看来，它们与侯方域笔下那些恨血凝碧的桃花应该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吧？在由他后人编撰的年谱该年名下仅有的一点手迹——《送余伯扶之太原序》——中，他再次沉痛感慨长安的居大不易，并终于开始承认自己理想主义人生的失败。当然，这期间他的那些大人物朋友的家宴依旧在招饮，那些周彝汉鼎唐字宋画依旧在捧出来分请名士题咏。包括他参与发起的都门诗社，也依旧在分字拈韵，聚饮集游。然而在所有这些风光场合都已经找不到“丰神玉立”“飘逸若鹤”的天才诗人黄仲则的身影了。“以是始之恭与交者，后
则稍稍避去。”（洪稚存《黄君行状》）顺便说一句，象纳资加捐，部选待放这样对黄无异一生性命系之的大事，在翁方纲、王昶等权臣眼里却根本不算什么。如果真有怜才之意，也就打个招呼写个字条的事情。可在当时的情况下就是没有人肯出来雪中送炭，施以援手。“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李白当年的命运在他清朝的传人身上又一次得到了某种残酷的验证。而洪稚存——我们清朝的杜甫——事实上对这一点早已有清醒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他屡次劝黄放弃幻想，早作归计，并与他相约“南溪边，北江口，他时官满放归船，我倘持鱼寿君母”——这发自肺腑的深情的声音，与杜甫当年那一句沉痛的“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在音调与频率上又是多么的想象啊！
最后的时刻总是来得突乎其然，又尽在意料之中。公元一七八三年初春，由于黄在法源寺的寓居终于为债主发现，加上衣食药资的再也无计筹措，他不得已被迫逃离京师并临时决定再度长途跋涉，奔赴西安。作为彻底摆脱窘境的唯一办法，除了当初老毕一诺千金中那剩下的五百两还没兑现的银子，他的生活中看来已不再有任何别的指望。再说他内心又是多么期望能够与洪再见上一面。由于缺少盘缠同时又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匆匆出逃，他甚至连车担仆随什么的也无力置办，单身匹马在通往西秦的斜阳古道上扶病强行。等到四月下旬好不容易即将走出山西境内，他的支离病躯一如道旁黯然坠地的杨花，在命运风雨的无情击打下再也无力回枝。在作为临时抢救现场的河东盐运使沈业富的官署，他躺在微寒的暮色中回想自己一生的天真与荒唐，泪流满面。一边咳血一边口述遗嘱。急报传入西安，洪当即以兵部六百里加急飞奏的速度，“借马疾驶，日走四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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