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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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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极吗？
最能提高人的判断力，最能激发人的良知的莫过于个人的责任。最能增添个性尊严的莫过于承认个人自主权，莫过于承认——普遍承认——人人拥有平等地位的权利。这种地位要靠个人功绩去获得，而不是靠世袭、靠财富、靠家庭名望来巧取豪夺。既然男女肩负一样的生活责任，有着一样的命运，那么男女都要为现时及悠悠岁月做好同样的准备，要保护女子，使其免遭狂风暴雨般的生活打击，这种说法是十足的嘲弄，因为生活的风暴对女子如同对男子一样，从四面八方袭击她们。由于男子受过训练，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如何去抗争、如何去征服，因此女于遭打击后，结果更惨。个人自主的责任正是人类经验证明的事实。富人与穷人，智者与愚者，好人与坏人，男人与女人，不管是谁都得自己依靠自己，无—例外。
尽管有关妇女依赖男人的理论各种各样，在妇女一生的紧要关头，男人是无法挑起妇女肩上的重负的。当每个新生儿降临人世时，妇女独自迈向死亡之门。无入可以分但她的恐惧；无人可以减轻她的剧痛。当痛苦超越一个女人所能忍受的极限时，她独自一人跨进死亡的门坎……
由此可见，每个人总是位于生活的战场，在漫长、疲惫的行军中，独自前行。我们可能拥有许多朋友，拥有别人的同情与仁爱，使每天的旅途顺坦些，但在人生征途上，大喜大悲之时，每个人仍然是孑然一身……
在整个思想领域，在艺术、科学和文学界，在政府里，妇女已经占有一些与男人平等的位置……本世纪有出自她们之于的诗歌与小说、她们参与过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的重大改革，她们占有编辑、教授和律师的位置，医院病房里有她们的身影、教堂的布道坛上，学校的讲台上也有她们的声音。今天，开明的公众舆论所欢迎的正是这种类型的女性；生活事实与以往虚假理论的斗争所赢来的也正是这一胜利。
过去妇女围着手纺车和编织针转，政治活动范围极其有限，而今天的女性已经成长起来，要是仍然将她们局限于过去狭窄的政治圈里，能够协调吗？不能、绝不能！机器不知疲倦的肩膀已扛起男女身上的重负，织布机、手纺车只是昨日旧梦，取而代之的是笔刷、画架、凿子。同时，妇女的理想抱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人的外界条件是以说明个人求自由、求发展的理由。然而，当我们考虑到每个人都得依靠自己时，我们觉得，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需要具备勇气，需要明察秋毫，需要调动身心的各器官，并在使用中得以增强和发展。
不管男性在一般情况下，对女性有多大的保护力，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在生死攸的当头，妇女仍要独自去对付险恶的环境。死神为妇女准备的不可能是一条平坦的大道。男人的爱心与同情心只能给我们的生活锦上添花。连结无限时空的是神圣的自我之孤独，每个灵魂永远生活于孤独之中
有一种孤独，我们每个人随身带有的孤独，比那冰雪覆盖的山峦更加可望不可及，比那午夜的海洋更加深不可测，这就是自我之孤独。我们称为自我的内心世界、不管是凡人还是天神都看不穿、摸不透，它要比神灵守护的地下宝穴更隐秘，要比神殿的内室更隐秘，要比古希腊以流西斯城里的暗室更隐秘，因为唯有全能全知的上帝才能进入人的内心世界。
每个人生，慨莫如此。试问：有谁能够，又有谁敢将他人的权利与责任夺为己有？
编者旁白
女性是什么？女性能是什么？多年来，这个有关女性的终极性命题，一直像一个解不开的谜；不同时空的风尚、历史或价值理念的差异，也不时改写着对女性的诠释。女性，似乎从其诞生之初便是一个色彩变幻的悬念，让世界由于她的存在或优雅美丽，或黯淡丑陋。
生为女人，这不仅仅是一个性别，更是一个角色、一种命运。女人的特性几平是在上帝造人时便已定了的，那就是肩负人类生生不息的种的繁衍，以及相对于男性的自然气质——情感、情绪与灵性，温柔、贤淑与顺从。这种女性气质是如此神秘和直觉，远比男性更接近生命的来源，而女性也往往是在这一独特的感觉中，将自己的生命艺术化，从而构成自身。所谓女性的最高价值和惟一义务便是使她自身气质达到完美，以适合男权社会的价值标准——应该说，此类“女性神话”在这世界已经流行甚久了。波伏娃以一个女人的视角，对女性生命作了深情的透视，向全世界宣告：女性神话是男人的奢侈品，它是从对于男权的依附性来阐释的，既充斥着深刻的性别歧视，又掩饰不住让女性回归家庭相夫教子的狭隘目的；而承认女性同样是一个独立“大写的人”，则并不需要依据男权的设计来改变自己，因为女性原本没有固定的特性。于是，“女性神话”几千年的风花雪月和怜香惜玉便被雨打风吹去。
波伏娃无疑是世界范围内呼唤女性解放的一轮光华四射的太阳。“女性神话”的破灭所带来的现实冲击力可谓与呼唤女性解放的声音同样令人震撼。然而，对一位女性而言，能否真正意识到自己既是一个自主的人，又是一个女人，让人的价值与性别生命价值完美结合，这就不是仅仅从理论上阐述就足够的。女性从神话走向现实，意味着女性必须通过社会实践才能赢得独立，这又是同女性（尤其是脱胎于中国历史语境的女性）的某种文化惯性相抵牾的。因为生命的独立，首先是指女性既不该期待因自己的性别而享受“特权”，也不该去“适应”任何偏见或歧视，她应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为自己争取一块让生命与灵魂成长的芳草地。但几千年来，传统习俗对女性偏见不仅左右着整个社会的评判价值，同时也潜移默化地模糊了女性的自我认知。于是女性独立的要害，根本不在于大张旗鼓的运动与铺天盖地的口号，而仅仅在于：每个具体女性对自我意识的确认；而这意识的确立又是那么举步维艰！ 自然，女性在历史上的追求独立自由，从来没有逃脱男权的谴责甚至迫害。强权与束缚在给女性带来肉体痛苦与灵魂耻辱之余，又使女性在争取独立的长夜中备感孤独与寒冷。所有这一切无时无刻不在暗示女性，你想实现自我独立么？除了有赖社会进步，更有赖于女性心底有一种刻骨的性别平等信念，用伍尔芙的话说，便是有“一间自己的屋子”作庇护，才能在茫茫人海中独立驾驭生活之舟，驶向人生理想的彼岸。
作为一种生命现象，女性既不是一种被男权奴役的东西，也绝不是一个刻意与男性对立、为女权“奋斗”的工具。女性的使命应能在与男性的差异中显示人生的无限丰富性。曾几何时，神州大地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得到”的旗帜下委实实现了西方女权运动孜孜以求的经济、政治解放，彻底颠覆了“女人是弱者”的传说。然而，明眼人不难看出，此类“妇女解放”同时又不幸使女性性别随之变态和漫画化，某种反自然的女性解放成了政治神坛的牺牲品。事实上，女性的真正独立，并不是作为男性的对立或反叛力量出现，而是作为个体所能显示的女性的独特性而存在。也许中国女性学者崔卫平的话最能表达这种独立的内涵：我是女性，但不主义。
（富华）
第八章 角色的自期与自律
《新人口论》二题
马寅初
（18821982）．中国现代救育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本文选自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
关于《新人口论》的说明
1955年《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文完成后，即着手准备人口问题的发言稿，打算在1955年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但在浙江小组会上讨论时，好多代表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所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虽然他们的意见我不能接受，但都是出于善意（那时会上空气不适于提出这样的问题），故我自动地把发言稿收回。今天（1957年）时机成熟，遂把发言稿在人代大会上提了出来。全文登载于 1957年7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后，接到各地人民来信40余封，几无一不赞成我的主张。我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学派完全不同，他们主张以瘟疫、疾病、战争等残酷的手段把人口削减，而中国的马尔萨斯者竟主张把中国人口削减至2亿左右，我则不但不主张削减而且要提高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只主张把还没有生出来的人口，用避孕的方法控制起来而已。
附带声明
一、接受《光明日报》的挑战书
据去年7月24日和11月29日的《光明日报》估计，批判我的学术思想的人不下 200多人，而《光明日报》又要开辟一个战场，而且把这个战场由《光明日报》逐渐延伸至几家报纸和许多杂志，并说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一些主要论点已经比较深入地为人们所认识，坚持学术批判必须深入进行。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80，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决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不过我有一个要求。过去的批判文章都是“破”的性质，没有一篇是“立”的性质；徒破而不立，不能成大事。如我国的革命，只破而不立，决不能有今天。你我都不欢迎那些如李达先生所说的：“抠名词、抠概念、语义晦涩，内容空洞，带一些八股气”的文章（《人民日报》1958年11月10日第7版）。更不欢迎如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同志所说的那种作风。王任重同志在他的《读书、谈心、想问题》一文（载《人民日报》1959年4月9日）中说：“讲共产主义风格，还要敢于坚持真理，从实际出发，而不要‘随风倒’。学习先进，力争上游，永远都是需要的。但是有些同志并不是真正学习先进，而是按‘空气’办事。听到人家一点风声，他就赶紧照办，不问一问人家究竟是怎么做的，也不想一想这样做到底好不好，和自己的情况适合不适合。事后看来，这些同志闹了许多笑话。为什么‘随风倒’？这里面有个‘抢先’的思想在作怪。有的同志怕落后，不管条件如何，事事都想站到头里；也有的同志是图虚名，好出风头。这种‘抢先’的思想，和党所教导我们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根本不是一回事。我们共产党人要赤胆忠心地为人民工作，不要为虚名工作；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要按‘空气’办事。”
我们所最欢迎的，是如潘梓年先生所说的那种概括各种新变化的哲学或经济文章，因为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哲学研究》1958年第7期）。据《光明日报》的意见，我的学术思想是资产阶级的，那么应该写几篇富有无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文章来示一个范，使我们也可经常学习。
二、对爱护我者说几句话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去年有200多位批判者向我进攻，对我的两篇“平衡论”和《新人口论》提出种种意见，其中有些是好的，我吸取过来，并在小型的团团转综合性平衡论中做了些修改 （共七点），但是他们的批判没有击中要害，没有动摇我的主要的或者说根本的据点——“团团转”的理论、“螺旋式上升”的理论，和“理在事中”的理论，也无法驳倒我的《新人口论》。在论战很激烈的时候，有几位朋友力劝退却，认一个错了事，不然的话，不免影响我的政治地位。他们的劝告，出于诚挚的友爱，使我感激不尽；但我不能实行。我认为这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学术问题贵乎争辩，愈辩愈明，不宜一遇袭击，就抱“明哲保身，退避三舍”的念头。相反，应知难而进，决不应向困难低头。我认为在研究工作中事前要有准备，没有把握，不要乱写文章。既写之后，要勇于更正错误，但要坚持真理，即于个人私利甚至于自己宝贵的性命有所不利，亦应担当一切后果。我平日不教书，与学生没有直接的接触，总想以行动来教育学生。我总希望北大的1。04万学生在他们求学的时候和将来在实际工作中要知难而进，不要一遇困难随便低头。
最后我还要对另一位好朋友表示感忱，并道歉意。我在重庆受难的时候，他千方百计来营救；我1949年自香港北上参政，也是应他的电召而来。这些都使我感激不尽。如今还牢记在心。但是这次遇到了学术问题，我没有接受他的真心诚意的劝告，心中万分不愉快，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希望我这位朋友仍然虚怀若谷，不要把我的拒绝检讨视同抗命则幸甚。
原载《新建设》1959年第11期
康德
第一章 生平、著作和性格
康德的生平、著作和性格
斯克拉顿
英国学者。本文节选自斯克拉顿《康德》，周文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康德这位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除了义务（duty）外，不为任何东西所动。因此他的生活平淡无奇。在他看来，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能控制自己而不受情感的驱使；应当对权力和名誉淡而处之，权力和名誉的意义比起义务本身的意义来，应看作是微不足道的。为了能够轻松地按照这个道德理想而行动，康德约束自己藏身于学术事业，完全服从于一种毫无变化的机械程序。哥尼斯堡①这位身材矮小的教授就这样成了典型的近代哲学家：蛰居于斗室之内，然而却视自己为无限空间的君主。
伊曼努尔？康德1724年出生于哥尼期堡，父亲是一位贫苦的马具匠。在九个孩子中康德排行第四。康德的父母老实本分，是虔诚的虔信派②教徒。在当时，虔信派这个路德教会内部的改良主义运动，用劳动、义务和祈祷的神圣性观念慰籍困苦，在德国中、下层等级中具有强有力的影响；它对至高无上的良心的幻想，对康德的道德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尽管它在某些方面是反理智的，但仍然是17世纪推动德国教育普及的一股主要力量。虔信派学校在哥尼斯堡创办起来了。由于一位聪敏慈善的牧师发现了康德的才智，康德在8岁那年被送进这所学校读书。这样一种教育竟然轮到出身低微的康德，这对于后世是幸运的，但对于年轻的康德本人也许就不尽如此了。他对老师们的感激之情，同对老师们的难以忍受的热情的厌恶之心混杂在一起，以致在以后的年代里他只字不提早年教育。关于他的早年教育的性质，我们可以从他的一篇论教育的短文（根据康德晚年的讲课笔记编辑而成）中得到一些印象：
很多人想象他们的年轻岁月是其一生中最愉快、最美好的时光，但实际上并非如此。那些岁月是最令人讨厌的；因为我们那时处在严格的纪律约束下，很少能够选择朋友，更很少能够有自由。
哲学家大卫？罗恩肯，康德以前的校友，在他们都成名之后给康德的一封信中写道：“三十年前，那些狂热的宗教徒们的迂腐而令人忧郁的（但不是毫无价值的）纪律压得我们俩透不过气来。”不可否认，康德从他的早期教育中既形成了相当程度的忧郁感，也培养了非凡的自制力。成年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他曾作过一番努力，用自制力去克服忧郁感，几乎获得完全成功。尽管环境窘迫，身材不端而瘦小；尽管失去了他所崇敬的父亲和深情热爱的母亲，康德还是很快成了哥尼斯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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