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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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使冷热、晴雨分布均衡；登月宇宙飞船；战争中的主要目标不仅限于敌人的军队，也包括其居民；团结起来的人类与某些星系行星的恶势力的最根本矛盾；使生命成为有史以来最扣人心弦的那些梦境与幻想。
在所有这些巨大变化与发展中，你们的任务就是坚定与神圣的——即赢得我们战争的胜利。你们是职业军人，这是个生死攸关的献身的职业。其余的一切公共目的、公共计划、公共需求、无论大小，都可以寻找其他的办法完成；而你们就是训练好参加战斗的，你们的职业就是战斗——决心取胜。在战争中明确的认识就是为了胜利，胜利不是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假如您失败了，国家就要遭到灭亡，唯一缠住您的公务职责就是责任——荣誉——国家。其他人将争论着国内外的、分散人们思想的争论结果，可是，您将安详、宁静地屹立在远处，作为国家的卫士，作为国际矛盾的怒潮中的救生员，作为战斗的竞技场上的格斗士。一个半世纪以来，你们曾经防御、守卫、保护着解放与自由、权利与正义的神圣传统。让老百姓的声音来辩论我们的政府的功过，诸如我们的力量是否因长期的财政赤字而衰竭；是否因联邦的家长式统治力量过大，权力集团发展过于骄傲自大，政治太腐败，罪犯过于猖獗，道德标准降得太低，捐税提得太高，极端分子的偏激而衰竭；我们个人的自由是否像应有的那样完全彻底。这些重大的国家问题毋须你们的职业去分担或军事来解决。你们的路标——责任——荣誉——国家，这抵得上夜里的10倍灯塔。
你们是联系我国防御系统全部机构的酵母。从你们的队伍中涌现那些战争警钟敲响时手操国家命运的伟大军官。从来也没有人打败过我们。假如您这样做，100万身穿橄榄色、棕卡其、蓝色和灰色制服的灵魂将从他们的白色十字架下站起来，以雷霆般的声音响起神奇的词句——责任——荣誉——国家。
我并不是说你们是好战之徒。相反，战士比任何人更祈求和平，因为他必须忍受战争最深刻的伤痛与疮疤。可是，在我们的耳边经常响起著名哲人柏拉图的不详之话：“只有死者看到战争的结束。”
我已老朽，黄昏将至，我肉体行将入木，声音与颜色也将随之消失，辉煌的往事，已在梦境中消逝。这些回忆是非常美好的，是以泪水湿润，以昨天的微笑抚慰的。我以渴望的耳朵聆听着微弱的起床号声的迷人旋律，远处咚咚作响的鼓声，在我的梦境里又听到劈啪的炮声，咯咯的步枪射击声，战场上忧伤的低语声。可是，在我记忆的黄昏，我又来到西点，那里始终在我的耳边回响着：责任——荣誉——国家。
今天我是最后一次检阅你们。但是，我希望你们知道，当我死去时，我最后内心深处一定是这个部队的——这个部队的——这个部队的。
我愿你们珍重，再见了！
　　
（选自《麦克阿瑟元帅回忆录》）　
编者旁白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人文学科，皆无法圆说你为何能作为一个生命体，侥幸降临人间。
因为冥冥中有太多的理由，犹如风拂去云烟，把你从宇宙轻轻抹了。
若某夜你的双亲不曾亲热，那就没了你：你也无权选择你的诞辰与诞生地。你来到地球纯属偶然。这是人类史永远玻译不了的悬念，加缪甚至将此命名为“荒诞”。“荒诞”者，难以理喻也，不能用常识与学识说明白。
我所以讲这些“荒诞不经”的话，当是极而言之，意在劝勉青年朋友珍爱生命：既然你的生命属于苍天的馈赠，苍天在上，你当竭诚仰面感恩啊！
感恩生命，若着眼于根本，莫过于让自身这一生命个体成长为价值主体；若着眼于人生操作，则须为自我实现择一可能自适且自慰的社会岗位，此即“角色自期”。
这对当下中国大学生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中国加入WTO，置身于全球化格局后，那种曾像噩梦般纠缠你父兄之命运的强制性社会分工（又曰“组织分配”）即将消逝，至少在理论上，可供你作自由选择的角色空间豁然开阔，甚至可延展到大洋彼岸……
但自由未必等于独立。自由是可以给你的，独立则须靠自己完成。我是谁？我将去何方？我扮演什么角色，才能将自身的潜能、兴趣、学养发挥到极致，亦即将职业与事业合二而一，既作“稻粱谋”，又是自己乐生的第一需求，同时有补于社会公益或文化积累；而不是权欲熏心，“为五斗米折腰”；或鬼迷心窍，不慎被灯红酒绿、纸迷金醉掳去你的青春、良知乃至贞操？……
这倒恰巧应了一句大实话，叫做“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做事”，是指你得胜任你所选择的社会角色；“清清白白做人”，当指你胜任角色之“价值底线”之所在，亦即“角色自律”。
诚然，如上“清白”，不仅泛指洁身自好，不淫不盗，更特指人须活出意义乃至圣洁，即把胜任角色作为“精神成人”的日常环节来践履。“精神成人”是“何以成人”之“自我立法”，“角色自律”是“人所以成人”之“自我执法”。“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当你面对忽清忽浊乃至清浊难辨之尘世沧浪时，最要紧的，永远取决于你能否守住自己。
这也就是说，不论你想在未来舞台扮演陈寅恪、马寅初（人文学者）、爱因斯坦（科学巨匠），还是想扮演麦克阿瑟（将军）抑或马丁？路德？金（人权活动家）——别忘了，他们所以伟大得像纪念碑，首先是因为他们不曾玷污“人”的光荣与尊严。
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同“人”这一大写的字相比，与“富贵”、“贫贱”相连的“钱”字，与“威武”相连的“权”字，理应小写。明乎此，“角色自尊”，不言自明。
　　（夏中义）
　



第九章　　直面苦难的勇气


梁漱溟的骨气

任华　　驰方
本文选自梁漱溟《我的努力与反省》，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原题为《梁漱溟先生访问记》，有删节，现题为编者所加。

“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谈到文化大革命，梁漱溟先生说：“文化大革命是突如其来的，很突然，思想上没有准备。物质上受了点损失，也不是我一家一户，全中国的千家万户，都受到骚扰。我的女人吃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版、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当时，梁漱溟住在德胜门的积水潭小铜井一号，附近还有城墙。梁家正面叫豁口，不远处是“一二三中学”。最早来“造反”的，就是这所学校的红卫兵。梁老先生说：“都是一群孩子。”
1966年8月24日，这些红卫兵来敲门。梁老先生赶紧去开门，小将们蜂拥冲入。
不容分说，大家就动手：开箱、倒柜、翻抽屉、撕字画、砸古玩、烧图书……小铜井搞得不亦乐乎，梁氏三代的藏书、明清名家法绘、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名家手札等文物古籍，院子里烧了好几天。梁漱溟说：“这些东西，是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当了三代京官陆续购买的。有些珍本古籍，对我们用处不大。我向来反对附庸风雅，对名人书画也不感兴趣，如果真是‘革命’需要，那你们就处理吧。不过，我对这种处理方法是不同意的。最可惜的，是两部洋装书：《辞源》和《辞海》。这是我一个四川的学生借给我的，不能烧。烧了，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他们不听，硬把两部书丢进火海。因为布面精装，一时烧不着，就捞起来边撕边烧……当时我心里很不愉快，因为我将失信于学生，无法把原物归还原主了，这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造我的‘反’，造我祖宗三代的‘反’，我都没有意见，为什么连我学生的两部普通书也不肯放过呢？……”
红卫兵的头领看到梁家正房装有电话，就说：“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又七手八脚把梁家的日常用具丢了出来。红卫兵又把梁漱溟拉出去游街、批判斗争。
游斗回来，梁漱溟被关在小铜井南房的小屋中，不准自由行动。
老人被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家也砸了，书也烧了，游街也游了，批斗也斗了，最后造反派拿来一叠白纸，“勒令”梁漱溟写“交代”，交代一生的“罪行”……
梁漱溟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感慨万千。萦绕他的脑际的，是这样的信念：“书籍烧毁了，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从19随年9月21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南小屋，凭着记忆，73岁的梁漱溟动手写作《儒佛异同论》。　
白天，在狂热的噪音声中，他写作不辍；夜晚，在暗蚊的不断侵扰中，他依然写作不辍；红卫兵把他揪出去批斗，回来时满身大汗，家人拿毛巾替他擦汗，他回到南小屋继续写作。《儒佛异同论》进度每天一千多字，写了个把月，终于完篇，全文四万多字。意犹未尽，接着又动手写《东方学术概观》。
此时，黑云压城，从海上刮来了所谓“一月风暴”。他仰望云天，忧虑重重，深深为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心。但是，他相信：“纵然是‘泰山颓、梁木坏、哲人萎’，我们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将千秋万代，与世永存！”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1973年10月4日，是夏历重阳节。梁漱溟在寂寥中度过了他的八十诞辰。同年　10月底，江青鼓动的“批林批孔”，捎带批判梁漱溟。江青在一次大会上还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
梁漱溟先生说：“那时，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目的另有所图，却又点了我的名。我被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听了文件，读了报，觉得都是一个调子，就是对孔子全盘否定，把林彪的罪恶归罪于孔孟之道。当时我只能‘腹非’，不能‘明言’，因为这又是一场政治运动，我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决定保持沉默。”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政治压力逼得他非开口不可，而一开口，便引起了一场新的风波。
梁漱溟沉默了一个多月，但会上会下逼他一定要表态。君子坦荡荡，无所畏惧，他就在同年12月14日的会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这里是政协学习会，‘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协调若一。我们来自四面八方，要协调就要求同存异。……我对当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准备专门写篇文章。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而我的亲属和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年过八旬的梁漱溟当然清楚，此时此地，他再没有不说话的自由了。在某些与会者的软硬兼施下，他连“不能公开”的堑壕也告陷落。在无路可退的情势下，只好公开见解。
1974年2月24日和25日，81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整洁，拿着皮包，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样，斯斯文文地走进了“政协会议室”。他打开皮包，取出里面的讲稿、参考书和笔记本，整齐地摆在会议室的茶几上，庄严地站起来，和课堂上的教师一样，就“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为题，有声有色地讲了两个半天。消息传开，轰动丁北京。
梁漱溟说：“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是在今天回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角度来评量。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这于孔子倒无损，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整个讲话分“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伦理情谊”、“社会家庭化国家天下化”、“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孔子反独断的理性主义”、“传统文化消极失败的一面”、“中西文化之长短得失”、“汗明无执与仁厚有容”、“何以欧洲分裂而中国浑融”等十段。
梁漱溟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然后肯定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他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的中间，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他明确表示：“我的观点，是与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的。”这就是对江青之流全盘否定孔子的答复。
针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编的所谓《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文件”，梁漱溟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盂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他公开表示：“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梁漱溟这番言论的后果，便是由“批林批孔”发展到“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批判梁漱溟”的运动搞了整整7个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余次，赠予他的新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和“孔盂之道的卫道士”。
在3月11日的会议上，他表示“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从此以后，历时半年，每会必到，态度是：沉默！
“批梁”运动打算9月底告一段落。作为结束前的高潮，政协开了次总结性的集中批梁大会，批判会的主持人奉命一再追问梁漱溟对批判的感想。梁漱溟在9月23日的座谈会上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11月18日，梁漱溟还写了《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再次重申了“不可夺志”的明确立场。
有人要梁漱溟对这两句话做出解释。梁漱溟在会议上侃侃而谈：
“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是这个‘志’却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他的‘志’。”
面对苦难四题

周国平
（1945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周国平《人生哲思语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题目为编者所加。

1。　面对苦难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遭受苦难。所谓苦难，是指那种造成了巨大痛苦的事件和境遇。它包括个人不能抗拒的天灾人祸，例如遭遇乱世或灾荒，患危及生命的重病乃至绝症，挚爱的亲人死亡；也包括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例如失恋，婚姻破裂，事业失败。有些人即使在这两方面运气都好，未尝吃大苦，却也无法避免那个一切人迟早要承受的苦难——死亡。因此，如何面对苦难，便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
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
然而，事实上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列车会突然翻出轨道。
“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做例外。
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所以，不论谁想从苦难中获得启迪，该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