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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1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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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蓝又皇Ｏ滤谀诘�3个人，终于成功光复荆襄。到公元1260年的时候，他已经升任泸州知府兼四川安抚使，也是南宋军中一方势力。
但刘整在南宋却很不得志，原因之一，就是他是北方人。南宋军队很讲老乡政治，北方人，尤其是北方逃难至南方的兵将，在南宋军中都很受排挤，如果是一个南方人打出刘整的战功，别说做安抚使，就是做元帅也是没有问题的，而北方逃至南方的许多兵将甚至一辈子也得不到升迁的机会。刘整的升迁，全靠他一刀一剑打出来的。刘整不计较，只想老老实实打仗，认认真真守边防。偏偏南宋政府不给他这个机会，这时候正是贾似道当政时期，南宋经济困难，为了筹集资金，竟然搞起了“打算法”，即当时战争时，各地将领向朝廷征用的钱，必须要一分不少地交还回来，否则就坐牢杀头没商量。贾似道这么搞，一是因为他作为皇帝的表亲成为相国，在军中并无亲信，正好借此机会排除异己，安插私人势力；二是此时南宋政府，经济上早就捉襟见肘，贾似道病急乱投医，巴望着南宋能趁机大发一笔，自己也能趁机大捞一笔。可是南宋的武将也硬气，有些就是要钱不要命，比如程士壁、于坚等名将，皆被贾似道以此为借口害死，特别是程士壁，这是刘整的老上级，他一死，刘整靠山顿倒，恐怕离死也不远了。
但刘整不想死，不想死，但贾似道让你死，怎么办，告状没用，只能投降了。刘整当机立断，与泸州对面的蒙古军取得联系，表示愿意以泸州30万军民投降蒙古。蒙古方面却一下子蒙了，多年以来，刘整一直是蒙古军最强劲的对手，打打不过，劝降劝不过，他是蒙古人进入四川前越不过的天堑，谁承想，这天堑真要归我了？蒙古人起先怀疑刘整是诈降，刘整急了，发誓赌咒半天，再三表忠心。公元1261年六月，蒙古大将刘黑马来到泸州受降，这座蒙古人搭上了一个可汗都没有打开的坚城，就以这样一种滑稽的方式，成了蒙古人的囊中之物。
直到刘整投降了，宋王朝才回过味来，不过反应却还快，立刻集结重兵攻打泸州。蒙古人这次使坏，不出兵帮助，只是在看热闹。眼看着刘整的军队和南宋军队厮杀了半天，最后刘整寡不敌众被迫北逃，这时候他已经是光杆司令了，投降的资本也因此大减。南宋也满意了，你的地方我夺回来了，你的人我消灭了，看你还能蹦跶几天？
如果他们知道刘整降蒙古人的后果，估计他们连肠子都能悔青了。虽然当时南宋大势已去，气数将近，但是刘整的叛变，给这一切来了个加速度。曾经的荆襄防线，蒙古人眼前冲不过的铜墙铁壁，因为刘整的到来，从此一马平川。
刘整投降，最大的影响就是给蒙古人提出了完备的取襄阳战略，如果说史天泽制定了大框架的话，那么刘整则制定了整个战略细节，所以蒙古军才能步步为营，最终如愿得到襄阳。如果没有刘整的谋划，恐怕这一切根本不能实现，蒙古军只能一次又一次在长江岸边，做着进攻和溃退的来回演练。
不过刘整虽然立下大功，但在元朝，他其实并不快乐。在南宋，因为他是北方人，所以不被待见，到了北方，却因为他是南宋过来的，一样不被待见。刘整攻破襄阳后，率军欲直捣临安，结果主帅伯颜命令他原地待命。刘整知道元朝人不想让他立功，当场失声痛哭，明白自己得到的信任是有限的，竟然一下子给气死了。其实，从叛变，到做贡献，再到牺牲，他都是为了一口气。先是不能忍贾似道，最后也不能忍伯颜，逼得他在南北都活不下去的人，一汉一蒙，竟然也都是相爷，刘整的一生，估计是命犯丞相了。
但刘整却注定两头不是人了。不但蒙古人不待见他，南宋的遗民更恨死他。南宋宰相文天祥在被捕后仍然念念不忘刘整，在牢狱中高呼道：“亡国之罪，整居首也。”实话实说，刘整对元朝统一全国自然贡献很大，但南宋王朝主要是自作孽不可活，算到刘整身上，恐怕是有些过分了。刘整死后，元朝赐他龙虎将军，中书右丞的职务，虽然是认真悼念，但比起史天泽和张弘范来，信任程度，确实是远远不及。毕竟比起那两位汉将来，他才更像是一个叛徒。
第三十三章 元朝开国丞相刘秉忠
但凡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要站稳脚跟，就都要启用一些得力的汉臣汉将，历代少数民族政权中，这类人物比比皆是。到了元朝，开国皇帝忽必烈的身边同样群英荟萃，史天泽和张弘范两位汉将，在元朝统一战争中屡屡横刀立马，其战功不亚于诸多蒙古武士们。但相比之下，元初最杰出的汉臣，却是一个站立在他们身后的人——元朝开国丞相刘秉忠。
他没有啸傲沙场的武功，没有平定南宋的功业，但是他却是整个元王朝政治体系的缔造者，忽必烈曾称赞他“可抵千军万马”。明初宰相李善长对他格外敬佩，称他为“定前元大局者”。清朝大儒谷应泰为他作传，称他为唐宋元明四朝的“四大宰辅”，与房玄龄、赵普、张居正并列。得名如此之高，原因其实简单，在宋末元初天下大乱的时代里，如果说攻城略地的武将，气吞万里如虎的帝王，都是这个时代的破坏者，他却截然相反，是这个时代的建设者和奠基者。
【一】
刘秉忠，字仲晦，河北邢州（今河北邢台）人，生于公元1216年，他的家乡，位于宋朝时宋辽两家争得头破血流的幽云十六州。刘家从五代时期，就是幽云十六州当地的名门望族，辽国占有幽云十六州后，也对其非常尊崇。仅北宋一朝，刘氏家族在辽国为官者，大小就多达百人，可谓是当地第一大户。金朝时期，刘家也很受尊崇，在北宋灭亡初期，刘家就曾被金国委派在当地为官，到了后来蒙古南下，刘家也得到重用，刘秉忠的父亲，就曾做过蒙古国录事。虽如此，多年以来，刘家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效力时期，多从事的是一些幕僚、秘书之类的工作，并不曾独当一面，直到刘秉忠的脱颖而出。
和历史上许多名臣一样，刘秉忠从小就是神童，而且他不但经史子集非常在行，更对各类杂学特有兴趣。他尤其是个“外语人才”，8岁的时候，就精通梵文，琴棋书画也很有造诣。刘秉忠的父亲成为蒙古国录事后，按照当时蒙古的规矩，汉人出山为官，为防其造反叛变，其子女要被扣在大元帅府做人质。刘秉忠就这样当了人质，在蒙古大都的大元帅府一住就是5年。当时蒙古人多信仰喇嘛教，出入大元帅府的，除了各类政要外，更有番僧等宗教人物，此时刘秉忠才11岁，但是天资聪明且好学，经常主动向人求教，结识了不少好友。借着入住大元帅府的机会，不但博览府中藏书，更耳濡目染各类政务处理，很快就有了一些声望。17岁的时候，刘秉忠得到了去河东节度使做幕僚的机会，他少年老成，处理事务老练，结果，那些宦海沉浮多年的老吏们也格外佩服，一时间“诸吏咸服之”。“服”是有原因的，因为刘秉忠这时期专干别人做不了的活，比如他曾受命管理仓储。这时期蒙古军中，常有贵族子弟从仓库中调动粮食，事发后，却多是管理仓库的官员背黑锅，刘秉忠受命后，面对此类事情既不硬顶，也不逆来顺受，而是制定了严格的条令，一时间“仓储之事肃然”。
工作能力出色的刘秉忠，其实是个心气很高的人，他并不甘心只在衙门里做一个小吏，相反期待能够建功立业。但此时的蒙古统治者，不会给他这个机会，这时期蒙古帝国正横扫四方，汉族官员地位低下，难得升迁，刘秉忠既不是史天泽家族这样的实力派，其家庭也没有高官背景，所以在衙门里一干很多年，却始终郁郁不得志。日久天长，刘秉忠的心气被磨没了：不干了。21岁那年，刘秉忠辞掉公职，做了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出家。
所谓出家，就是去当道士，他投身的派别，就是宋元时期大名鼎鼎的全真教。
说全真教，现代人的印象，往往是从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里得来的，多认为这是个“江湖门派”。事实上，全真教是宋末元初最著名的道教组织，它发源于金朝时期的王阳明（并非武林高手），壮大于成吉思汗时期的丘处机。全真教的主要思想，一是主张“清静无为，苦己利人”，而其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传“老子化胡”，即在少数民族群体中广泛传教，吸纳信徒。全真教的壮大，早期得益于成吉思汗的支持。公元1220年，全真教丘处机在西域大雪山觐见成吉思汗，此时的全真教，已在金朝统治区拥有广大的信徒。成吉思汗深知全真教的支持有利于其进兵中原，因此对丘处机礼遇有加，尊他为“丘神仙”，命他“掌管天下出家人”。蒙古进兵中原后，全真教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蒙古军招降中原各路反抗蒙古军的起义军。在蒙古统治者的支持下，从此全真教“玄风大起，信徒如云”。刘秉忠也是其中之一，他在武安清化入道，“清静无为”的这些日子里，他的学问渐渐出名，很快又被“挖了墙脚”。公元1238年，天宁寺的虚招禅师闻听刘秉忠才学，力邀他出家为僧，刘秉忠欣然应允，在天宁寺中做了一个“书记”，而这个际遇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虚招禅师是当时的得道高僧，更与彼时还是蒙古王子的忽必烈交好。一年以后，刘秉忠获得了跟随禅师北上和林觐见忽必烈的机会。在这次短暂的会面里，刘秉忠凭其出色的口才和渊博的学识得到了忽必烈的赏识，忽必烈竟与他“畅谈数夜，不知疲劳”。谈到最后忽必烈发话了：你别走了，留下给我当谋士吧。
刘秉忠怎么会得到忽必烈的赏识？原因很简单，他太全能了。
觐见忽必烈时的刘秉忠，已非多年前那个微末小吏，长年的寺院生活，磨平了他的心性，更积淀了他的才能。此时的刘秉忠，不但于佛道宗教思想多有造诣，对于天下大事的分析更丝丝入扣，尤其难得的是，他的天文、数学、地理等学问也格外出色。在和林与忽必烈的会谈里，他竟然可以将南宋和中原交界线上，所有的险要地带一一说清，分析精当。甚至南宋各个防区的旱季、雨季，中原地区不同省份的气候条件，他也如数家珍。这样的宝贝，忽必烈当然不肯错过，从此以后，他就一生跟随在忽必烈的左右，不离不弃。
从公元1239年开始，刘秉忠就成了忽必烈的幕僚，而这时期也是忽必烈人生的关键时期。作为蒙古的王子，忽必烈此时的地盘，主要就是蒙古以南长江以北的“漠南汉地”。而此时的蒙古，其统治方式还是传统的蒙古制度，因此统治并不牢固，刘秉忠首先建议忽必烈大量招揽中原贤才，先后为他举荐的汉族官员，前后有50多人，其中许多人官至宣抚使一类的封疆大吏。同时，他劝忽必烈采取中原的政治制度，更认为“安本固民”是得天下的关键。而在公元1259年蒙哥汗殒命前，刘秉忠最重要的工作就一个——经营中原。
公元1251年，忽必烈被委任“主管漠南军务庶事”，为招揽人才，忽必烈建立了主要由中原知识分子组成的“金莲川幕府”，成为他的主要智囊团，刘秉忠则是金莲川幕府的头号人物。此时的中原虽然已落入蒙古帝国手中，但长年的战乱导致经济严重破坏，尤其是人口，比金朝全盛时期竟然下降了百分之八十，只有几百万人，这样的经济基础，显然无法支撑蒙古帝国长期的战争。更重要的是，中原的大部分百姓士绅，对于蒙古政权依然怀有抵触情绪，以至于上下政令不通，忽必烈的法令一度难以推行。为解决问题，刘秉忠独辟蹊径，建议在他的家乡河北邢州设立“经济特区”，即在河北邢州试点，采取新的经济政策恢复生产，再向全国推广。这时候的邢州，是中原有名的穷地方，仓储空虚，百姓流离失所，物价上涨。刘秉忠到邢州后，先采取铁腕政策，大力整顿吏治，继而在周围州县贴出告示，招募逃荒的农民归乡屯垦，并允诺凡归乡者，政府给予经济补偿。为了筹措重建的资金，刘秉忠甚至将自家的积蓄全部拿出，并且勒令原先在此地开辟牧场的蒙古贵族退地。经过一番整顿，邢州经济大好，仅用两年时间，就出现了“沃野纵横”的情况。同时，刘秉忠又在邢州大力推广冶铁业，使小小的邢州，变成了蒙古帝国的“冶炼中心”，在后来蒙古帝国的战争中，所用的兵器，有一半以上都出自邢州，当时蒙古骑兵的马刀，以锋利坚硬著称，时人称为邢州刀。邢州试点的成功，很快被忽必烈推广到整个中原，中原大地掀起了一股垦荒热潮。到了公元1254年，原本经济破坏严重的“漠南汉地”，就有了“仓储丰裕，可支大战”的情景。中原地区，不仅因此成为支持蒙古军南下的后方，更成为忽必烈日后争夺可汗位的资本。
刘秉忠经营漠南汉地的第四年，蒙古发动了征讨云南大理的战争，刘秉忠作为幕僚随忽必烈远征。此时的蒙古大军，还保留着早年的残暴习俗，凡军队攻克之处，即大行屠城，财物抢掠一空。孰料这次，蒙古军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在付出巨大伤亡代价后才包围了大理城。以往在忽必烈面前侃侃而谈的刘秉忠，因不满这一政策，因此在南征的初期始终“不发一言”，但到了围攻大理城时，刘秉忠终于说话了。此时忽必烈因恼火大理城的顽强抵抗，当场下令破大理后要屠城。这时候刘秉忠突然勇敢地站出来，大吼：“拒命者，其国主耳，百姓无罪也。”一声怒吼，让忽必烈的满腔怒火生生地咽了回去。然后刘秉忠侃侃而谈，认为攻克大理，应以攻心为上，建议蒙古军张榜安民，废除大理时期的种种苛刻法令，并颁布严格军事纪律，严禁士兵滥杀滥抢，且把蒙古的军规，四处写在旗帜上，让整个大理的百姓都能知道。忽必烈采纳了刘秉忠的建议。结果没过几天，大理城就主动归降。高兴得忽必烈当场赞扬刘秉忠：“卿之一策，足胜千军万马。”
在宋蒙战争的历史上，攻克大理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在整个宋朝，大理都是宋朝的坚定盟友，大理的获得，使南宋少了西南方面的重要屏障，蒙古大军可以用两面夹击的方式，从正北方和西南方同时进兵，让南宋腹背受敌，事实上，在最后灭南宋的战争里，忽必烈就是这么做的。
而对于蒙古军来说，大理战役，也是蒙古大军作战方式的一个转折点。相比于从前残暴的征战方式，从这时候开始，蒙古军有了严格的纪律，开始注重“攻心”。以忽必烈的军队为例，原本杀戮残暴的军队，从刘秉忠制定军事纪律开始，从此“军士无一人敢擅取百姓一钱者”。这不但使蒙古军此后的征战减少了抵抗，更让许多中原知识分子前来投奔。公元1258年，刘秉忠又作为谋士参加了忽必烈攻打南宋鄂州的战役。他一面受命制定军规，将“不可嗜杀”作为蒙古军规的第一条，另一面起草文书，散发给沿路的儒生，劝说他们为蒙古军效命。结果不但蒙古军攻打鄂州成功，沿路的儒生更“纷至来投”。比起此前蒙古军在战争里的暴虐，这次忽必烈的军队纪律非常严明，不但滥杀百姓之事少了很多，即使抓到了逃亡百姓，也大多“所获生口，悉纵之”。刘秉忠也因此被许多百姓感恩，当时百姓更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刘菩萨。
【二】
举荐贤才、发展生产、恢复经济、制定军规、阻止滥杀，这是刘秉忠在早期投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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