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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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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魏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吴起，就这么不干了，当然以吴起的性格，如果如次退出江湖，那就不是吴起了，这时候的他已经名满天下，不愁没有饭碗。公元前383年，他找到了新饭碗——楚国。
【三】
吴起到楚国时，正好是楚悼王在位的时候，这时的楚国，也正好处于一个很微妙的时期。
楚国虽然常年处于大国地位，但是战国早期的楚国，却一度国力不振，特别是在中原国家纷纷进行封建化改革的时候，楚国的进展却缓慢得很，主要原因还是楚国的整体经济水平与中原差距遥远。楚国国内，其地主派势力和新贵族势力也凤毛麟角，根本没有能力对抗奴隶主贵族的卿大夫阶层。韩赵魏三国建立后，成了楚国的大敌，特别是强大起来的魏国，多次发动了对楚国的战争，连续多次战败楚国。这样的局面下，一心想有所作为的楚悼王，也必须要效法中原王朝，变法图强。所以此时到来的吴起，可以说是当时楚国最需要的紧缺型人才。
吴起到来之后，楚悼王首先让他去担任楚国北方苑守，干的还是老本行打仗。吴起到任后一如既往，他继续推行安边持重的战略方针，这时候他的主要对手，却成了“老东家”魏国。在吴起的指挥下，先前多次被魏国打败的楚军这次扬眉吐气了，他们多次击败魏国和韩国、赵国的联军，暂时遏制了魏国的南下势头。但是楚悼王知道，这样做是治标不治本的，强大起来的魏国，会把楚国当做一个重要的吞并对象，不变法，就很有可能被这个时代所淘汰。
这里要说说吴起的这个老板楚悼王，在当时，这也是一个出了名的英主。他本是在政变中被拥立上台的，之后励精图治，扭转了自春秋末期开始，楚国国君权力衰弱的局面，楚国的国力蒸蒸日上。但是在向北发展中，楚国却遭遇到了魏国的阻隔，楚国多次发动对魏国的战争，却皆被魏国击败，严酷的现实，也让他决定走魏国的强国之路，而曾经参加过李悝变法，并且战功卓著的吴起，就成了他实行变法的首选。
和其他国家一样，楚国也有抵抗变法的守旧势力，不一样的是，楚国变法，是战国时期所有变法中最难的。比如，商鞅变法时期，虽然秦国的旧贵族同样强大，但是秦国本身的机构就非常简单，自上而下的威权，可以很容易的推动，楚国这个时候的情况，却是旧贵族的势力盘根错节，且画地为牢，楚王很多时候都说了不算。当变法的“风”放出来以后，立刻引起了旧贵族的反对，尤其是楚国旧贵族中实力强大的屈氏以及黄氏，他们认为楚悼王如果轻易变法，那就是对不起祖宗，就是叛逆，而吴起更被他们称做“祸人”。中原国家变法后，传统贵族阶层的悲惨命运，楚国贵族们就是没见过，听也听够了，怎么能够允许这一幕在楚国重演。
但吴起从小就是个不知道害怕的人，当年在魏国打仗的时候，5万打50万他都不怕，何况现在对付几个小小的拦路虎。和用兵一样，吴起是一个从来不打无准备之战的人，他深知搞变法，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生搬硬套是不可能的，经过一番筹谋，吴起拿出了他的变法议案，一份和中原国家变法大不相同的方案。
吴起的变法方案，主要包括如下的条文：一是取消世袭的贵族制度，凡是贵族传承了三代以上的，一律取消世袭，从此之后，子孙不能再继承爵位；王室的家族稍微宽松一些，传承了五辈的，一律都取消特权和俸禄，而且要迁移到边远的州县去，给予土地自食其力，他们原先的土地一律都要由国家没收。二是整顿政治机构，也就是机构精简，整个机构要裁撤冗赘官员，精选干吏，提高行政效率。三是要统一言论，整个国家不能有任何反对变法的言论，否则就要治重罪。第四条是对楚国影响最深远的，吸取自己在魏国创办武卒的经验，吴起在楚国也创办了独特的军事部队——厉甲兵，和当年在魏国一样的政策，厉甲兵也是精选出来并由国家直接掌控的国家精锐部队，有了这样的虎师，楚国的实力也就大大增强了。
吴起变法的内容，确实条条都触动了此时楚国的要害。楚国这时期面临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奴隶制度太过强大，尤其是贯穿楚国始终的百越之战。这些战争的结果，就是楚国每次都会收获大量的奴隶，成为奴隶主贵族的私产，在这样的情况下，土地封建化也就大大不如中原地区。从吴起的具体改革措施上看，这时候吴起的措施，主要还是以剥夺旧贵族势力为主，而且手段极其酷烈，不但有取消世袭特权的内容，还有要强制拆迁的内容，原先养尊处优的贵族们，这下都要给送到边远的地方干活。这样做的结果，不但收回了大量的土地，释放了大批奴隶，更增加了社会的劳动力，更让贵族们的实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整顿政治机构，名义上说改善统治效率，实际上，还是为了加强国君的威权，而统一国家言论，为的是要给变法扫清舆论的障碍。这几条的实施，除了说明了吴起深沉的心机之外，却也暴露了他变法上的漏洞。
吴起变法的实行，在当时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公元前381年，经历过变法图强运动的楚国再次挥师北上，和当时北方最强大国家魏国再次大打出手。这次的楚国军队，拿出了他们的新式武器——厉甲兵，结果，新组建的楚国王牌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将魏国打得大败。楚国军队紧紧追杀，竟然直打到了黄河边上，魏军重演了春秋战国时期全军崩溃的局面，大批士兵溺死在水中。战后，楚国人饮马黄河，北方诸国大惊，春秋时期曾经把长江以南打得天翻地覆的楚人——回来了！
在对魏国进行战争的同时，吴起还主持了楚国历史上最声势浩大的南征，这次楚国不但吞并了位于江苏、浙江地区的百越之地，更一路南下，其军队前锋，竟然深入到了广西的苍梧地带，楚国的版图得以继续扩大。这也为后来统一后的秦汉帝国，相继实行在南方的统治政策，开了一个好头。
这时候的吴起变法，可以说非常成功，但是吴起变法的问题，也在这个时期越来越扩大了。
说起吴起变法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到，在这场变法中，吴起既有自己的发明创造，也有师承别人的一面。但最要命的一件事情是，吴起的改革措施，大多都是着眼于中央威权和富国强兵，对于楚国旧奴隶主贵族所生存的奴隶制经济制度，却没有做任何的触及。所以，这也就注定了改革不会得到普通老百姓们的支持。甚至连实力虽然弱小但已经兴起的地主阶层，得到的好处也很有限。比起更为成功的商鞅变法，我们不难看到，吴起所采取的堵塞言路，裁撤冗赘人员等内容，大都是在商鞅变法中所用过的，但后来商鞅颁布的时候，是在变法的第二阶段，即变法已经获得了全国百姓空前的拥护支持的时候，而吴起此时这么做，却已经操之过急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吴起变法的着眼点，还在于“富国强兵”上，给予楚国普通老百姓的好处太少，这一点，就决定了吴起的变法，更成了一个悲剧。
公元前381年，一直支持吴起的楚悼王去世了，他的去世，就意味着吴起的命运不可避免走向终结。就在楚国召开追悼会的那一天，反对变法的旧贵族发生了叛乱，这是吴起变法的另一个失策，他虽然建立了中央直接掌握的军队，却没有收回旧贵族阶层对私人武装的控制权，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出现严重的后果。这次的严重后果被吴起自己承担了，反对派们的士兵疯狂地追杀吴起，吴起东躲西藏，最后躲进了楚悼王的灵堂里，杀红了眼的顽固派哪里管这个，一股脑地闯了进去。吴起见叛军们弯弓搭箭，密密麻麻的弓弩射向他，干脆用力一扑，扑到了已经过世的楚悼王身上，这位战国时期引导楚国走向强大的帝王，就这么被射成了刺猬，大家射得带劲，后果却很严重。因为按照楚国的法律，射杀国君的，就是叛乱，射杀国君的尸体也不行，这样一来，70多家奴隶主贵族尽数遭到楚肃王的诛杀。用自己的生命做代价，吴起让楚国的守旧力量，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而战国时代楚国的崛起，也就从此开始了，此后楚国经过楚肃王、楚宣王，国力开始重新振作，在后来魏国衰弱，强秦东出函谷关的时代，楚国一度和齐国一样，成为关东诸侯中仅有可以抵抗秦国的力量。这一切的底子，却是以生命为代价的吴起换来的。
第十七章 邹忌，让齐国崛起的“奸臣”
战国时代的第一个强国，是魏文侯改革后的魏国，但随着魏国的一蹶不振，相继取代魏国崛起的，是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
这两个国家的崛起，同样也是拜变法所赐，两国的封建化改革，也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完成的。秦国的改革，就是著名的商鞅变法，这是整个战国时代政策上最彻底，效果最显著的变法，秦国也从此走上了精兵尚武的扩张之路。而就在商鞅变法图强的同时，东方的齐国也开始了相同的过程。与秦国拥有商鞅这样一个精干的改革家一样，齐国也拥有一位相似却相反的人才——邹忌。
说邹忌和商鞅相似，因为他们身份相似，都是卓越的改革家，成果也相似，都造就了其所在国的强大。但说他们相反，一个是性格相反，商鞅为人坚毅果决，性格嚣张跋扈，做事说一不二，相比之下，邹忌却是一个很“委婉”的人，比如对国君的进谏，商鞅喜欢直来直去，邹忌却喜欢虚与委蛇的“讽谏”。如果说商鞅“至刚”的话，那么邹忌就是“至柔”，两人的结局也截然相反，立下大功业的商鞅，在秦孝公过世后，难逃被清算的厄运，同样是改革家的邹忌，却封侯拜相，终生富贵。时至今日，“至刚”的商鞅，已经是当之无愧的“著名改革家”；“至柔”的邹忌，名望比商鞅大大不如，身后非议颇多，有说是贤相的，也有说是奸臣、佞臣、弄臣的。比起耳熟能详的商鞅，毁誉参半的邹忌又是个怎样的人物呢？
【一】
邹忌，史记上又称邹忌子，是齐国桓公（战国时代的齐桓公）时期的大臣，齐威王在位的时候担任相国。在齐国的封建化改革中，他是主要的设计者和执行者。
说到邹忌对齐国的贡献，不妨先说说田氏代齐后齐国的政治军事局面。战国早期的齐国，虽然成功完成了权力过渡，但在国家地位上，却被魏国欺负得很惨。在魏文侯和魏武侯两代，齐国多次和魏国发生战争，但几乎每战必败，甚至被打出了“恐魏症”。齐国的军队，到了齐威王早期，几乎到了遇到魏军就崩溃的地步。“齐之技击不可遇魏之武卒”的说法，也正是这时期流传开来的，虽然是形容魏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却也说明齐国这时期被打惨了。
田氏齐国立国初期，在战国历史上的记录相对比较少，出场次数比较多的，往往都是战争的失败，尤其是对魏国战争的失败。齐国在齐景公时代一度振作，夺取的晋国的大部分国土，在这时期几乎被魏国全数打包收回。魏国还曾多次联合韩赵两国，攻入到齐国的腹地，甚至兵临齐长城。而齐国的真正振作，却要从公元前356年齐威王田因齐即位开始。
齐威王登基初期，和当年的楚庄王一样，是一个很不靠谱的人，他不靠谱的时间也很长，竟然长达9年。这9年里，他日日沉迷于享乐，对外战争也屡战屡败，一开始还只是败北于魏国这样的大国，到后来，连鲁国这样不入流的小国都能欺负他。最严重的时候，齐国落到了“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也就是是个诸侯都要来打你两下，是个老百姓，就对你不抱任何信心。这样的局面下，身为大臣的邹忌脱颖而出了。和许多大臣一样，他也对齐威王进行了进谏，但比起大家的直来直去，邹忌的方法却很委婉，他假装要给齐威王弹琴演奏，引起齐威王的兴趣，然后借题发挥，大谈乐理，齐威王哪里懂这个，一边听一边劝邹忌快演奏，这时候邹忌正色说：“大王见我不演奏只说道理，就觉得不耐烦了，但是大王拿着齐国这张大琴，多年来也没有弹奏一下，大家也很不耐烦了。”只这一番话，9年来胡吃海喝的齐威王幡然振作了起来。从此之后他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一心锐意进取，变法图强，田氏齐国的强大，其实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邹忌与齐威王的这番对话，奠定了他一生里一个重要的性格：讽谏。他所有的政治主张，都是采取这种委婉的方式表达的，通过看似毫不相关的事物旁征博引，用绕圈子的方式讲出大道理，在不得罪国君的情况下把事情办了。如果说主持秦国变法的商鞅是一个强硬派，那么主持齐国变法的邹忌，就是一个温和派。
所以比起商鞅强硬的变法政策来，邹忌的各类政策，表面看起来，也似乎非常温和：第一条就是广开言路，虚心纳谏。他通过对自己相貌问题的阐述，向齐威王讲明了作为国君，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说服齐威王广开言路，号召老百姓主动向国君提意见，并且提前说明言论自由，提意见的人无罪。第二就是赏罚分明，任用贤能。通过各种渠道，面向各诸侯国招揽人才，同时对吏治进行整肃，实行“严刑重赏”的政策，重赏有政绩的官员，严惩有劣迹的官员，以赏罚分明，提升整个国家的行政效率。而另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就是完善稷下学宫的建设。稷下学宫是齐国著名的文化圣地，最早创建于齐桓公时期，到了齐威王时代，它进行了重新的扩建和改革，成为齐国招揽各国人才的主要承载，邹忌为稷下学宫设立了三条原则，即“不任职而论国事”，“不治而议论”，“无官守，无言责”。鼓励来此的学者们自由发言，自由讨论。表面看，这似乎都是三条很平常的政策。
但是平常的外表下，却有不平常的真相。鼓励老百姓进谏，要求国君虚心纳谏，只是第一步，后面却是真正要采纳大家的意见，从而推动齐国的各类封建化改革。正是在虚心纳谏的过程里，齐国清除了国家制度中最后的奴隶制残余政治，和魏国一样，废除了奴隶制的世袭政策，取消了奴隶主阶层享有的俸禄，建立了完善的中央集权管理体系。对吏治进行整肃，严刑重赏的同时，齐国更制定了完备的法律，形成了封建化中央集权的国家体系。而稷下学宫的设立，其影响恐怕连邹忌本人也始料不及，稷下学宫成为战国乱世学者们眼中的乐土，中国文化中自由讨论的风气，正是在这个小小的学宫里形成，诸子百家的经典论著，也大多完成于这个小小的学宫，与这里有渊源的学问家，包括孟子、墨子、荀子等几乎所有的战国时代文化名人。两千年风云之后，王侯霸业早成尘土，稷下学宫所衍生出的古老文化，却依然在为现代社会所传承。而即使在当时，稷下学宫也同样有重要意义：魏国给予人才的，是优厚的俸禄和官位，齐国给予人才的，却是人格上的尊重与学问上的自由。
而邹忌在担任齐国相国期间，做的另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开掘水利工程，在今天的淄博、济南等地，都有齐国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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