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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4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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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放心大胆地执行平叛方略。
说到汉帝国的平叛，虽然最后的平叛者是周亚夫，但是最早为汉帝国定下平叛方略的，却是削藩的倡导者晁错。早在削藩令酝酿时，晁错在给汉景帝刘启的奏疏中，就提出了“以梁国为屏，以齐地为隙”的平叛方略，即利用梁国坚固的防御阵线，阻止叛军的北进，再以重兵从齐地突破，达到迂回歼灭叛军的目的。但是在叛乱早期，面对连战连败的局势，汉帝国还是准备不足，而刘濞“诛晁错”的口号，更一时蒙蔽了很多人。为了暂时稳住局势，汉景帝诛杀了晁错，现在有人把汉景帝诛杀晁错，看成是为了赢得平叛时间所做的“缓兵之计”，但事实上，当时汉景帝已经是平叛之心大沮。在杀掉晁错后，他曾经问从前线归来的使者邓公：“闻晁错死，吴楚罢不？”可见当时的汉景帝，已经打算息事宁人，求得一时太平。但是邓公的回答却给了汉景帝当头一棒：“吴为反数十岁也，其意不在错也。”这才让刘启彻底明白了刘濞的用心，刘濞自己的行为更表明了态度，他狂妄地自称“我意为东帝”，夺取天下之心，已昭然若揭。
既然刘濞要反到底，汉帝国也要奉陪到底。汉帝国被委任平叛的主帅，是太尉周亚夫。与此同时，汉帝国还派遣两路偏师牵制，一路是栾布的军队，用以平定齐地；一路是骊寄的军队，用以对付赵国。此时的汉帝国，在兵力对比上，比起叛军是严重的劣势，人口和经济资源更不及。在叛乱发生后，汉帝国的府库为之一空，为了筹措军费，汉帝国甚至不得不向关中的富商巨贾告贷。所以，虽然梁国凭借着防御城池抵挡住了吴楚联军，齐地的叛乱也暂时成了相持局面，但以汉帝国此时的经济能力，拖是根本拖不起的，速战速决才是上策，但此时汉帝国动用的全部兵力，加起来不足10万，速战又谈何容易？
所以周亚夫在临危受命之后，他的平叛政策就一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早在临危受命时，他就向汉景帝言明：“楚军彪悍，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就是说，他要以梁国为诱饵，吸引吴楚联军的攻击，然后抄吴楚联军的后路，断绝他们的粮草供应。此举在当时是冒着非常大的政治风险的，梁王刘武不但是汉景帝的亲弟弟，更是窦太后最宠爱的儿子，得罪了梁王，也就意味着得罪了当时的西汉皇室。在七国之乱结束后，周亚夫最终遭到了汉景帝的清算，以谋反罪被逮捕，死于牢狱之中。悲剧的缘起，就在于这场战争。
战事打响之后，梁国重镇睢阳遭到围攻，梁王数次派人向周亚夫求救，周亚夫都置之不理，仅命将领李广带领少数部队前往救援，吴楚联军50万人攻打睢阳日烈，这一战成就了后来的“飞将军”李广。在战斗中，原本是骑兵的李广登城作战，凭借其精妙的射术不断狙杀吴楚联军的将领，成了当时战场上最牛的狙击手，他骁勇的身手也得到了梁王的赞赏。但局面依旧危急，虽然睢阳之前做足了战争准备，储备了大量的粮草，但是弩箭储备却严重不足，被围困两个月，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打到最后，梁国军队不得不把棉衣挂在城池上，浇上水来吸附敌人的弩箭，而梁王刘武更是身先士卒，亲自站在城池上督战，激励全城军民万众一心。
睢阳城的决死抵抗，给了周亚夫施展自己战略的时间，趁吴楚联军猛攻的机会。周亚夫派兵从昌邑出发一路南下，一举夺取了泗水入淮之口，吴楚联军的粮道就此断绝。闻听噩耗的刘濞无奈，只好撤回对睢阳的包围，转而与周亚夫决战，然而这时候的作战地区，是在江淮平原的平地上，汉军的主要部队是南军和北军，这两支军队长期的“假想敌”，是北方彪悍的匈奴骑兵，其作战方式也是以骑兵和战车防御为主，虽然人数比较少，却都是身经百战、优中选优的精锐。相比起来，吴楚联军的成员，大多数都是临时征召的境内平民，作战经验极其匮乏，真刀真枪地开练，相当吃亏。淮北之战中，10万汉军气势如虹，将几十万吴楚联军打得大溃，杀敌数万人，而这个时候，梁国的军队也趁势反攻，原先形势大好的刘濞，这下被夹在了梁国和周亚夫之间的夹板里，基本歇菜了。
但吴王刘濞是不想歇菜的，为了挽救危局，他决定率军发起最后的攻势。在安徽下邑，吴王再次对周亚夫发动了反击，周亚夫这次更贼，并不直接与吴王交兵，而是先故意撤退，再以骑兵抄袭吴王的后路，结果几十万吴军遭到前后夹击，再次发生崩溃。吴王刘濞仅带着数千人逃亡东瓯国，见风使舵的东瓯人怎容得了他，吴王刘濞刚到，就被东瓯人砍了脑袋，送给周亚夫请功，而和吴王刘濞合兵的楚王，也在吴王刘濞兵败后自杀。至此，七国之乱的两大势力，吴国与楚国，仅经过两个多月，就被周亚夫扑灭了。
吴国和楚国完蛋了，其他诸侯国就好对付了。齐王刘将闾坚守临淄三个月，汉军栾布赶到后里外夹击，被打得稀里哗啦，各路叛军皆被平灭。赵王本来与骊寄一路打得不分胜负，但匈奴在得到汉朝大批粮米“孝敬”后最终变卦，撤出了在汉匈边境的军队，汉朝的边地精锐骑兵得以投入到平叛战争，赵王立刻就崩溃了。但他还是死硬，硬是在邯郸和汉军死战，最后栾布和骊寄合兵，挖开周围水道，将邯郸城完全淹没，才算彻底解除了这个祸害。
【三】
七国之乱的结束，对于西汉帝国来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西汉帝国在建国之后发动的第二次统一战争，对于西汉后来大国崛起、称霸东方世界的情景来说，其意义好比南北战争对于美国的意义。
七国之乱的直接影响，就是汉帝国趁机对各路诸侯采取了打压政策，甚至株连极广，不只是参加叛乱的诸侯遭到了严惩，那些曾经与吴楚勾连，在叛乱过程里观望的诸侯，也都遭到了追查甚至清算。比如在七国之乱中临阵变卦的齐王刘将闾，原本他在叛乱爆发时临阵倒戈，对于汉帝国平定整个叛乱，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因为他毕竟参加了吴楚的同谋，因此功不抵罪，最后还是落下了自杀谢罪的下场。至于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了楚国得到保存，另立楚王之外，其他的诸侯国，皆被汉帝国改成中央直接掌控的地区，这就意味着汉帝国正式确立了对诸侯国的绝对优势地位，中央集权程度大大加强。即使是得到保留的诸侯国，其实力也大大缩水，原来拥有的地方军权大多被中央收回，赋税收取也被中央派驻的官员掌握，而晁错生前力主的削藩政策，也继续大力推广起来。就在七国之乱结束后不久，在战乱中持观望态度的燕王和城阳王，就被削去了大片土地，特别是燕王原来所有的辽西地区，被划成了汉帝国的直属郡县，正是这个郡县的获得，使得汉帝国从东到西，建立了防御匈奴的完整阵线，后来的汉匈战争中，汉军收复河套草原以及夺取河西走廊的战争里，辽西郡都起到了对匈奴主力的牵制作用。
在七国之乱之后，各个诸侯国的处境，可谓是又穷又弱。在“穷”上，原本诸侯国拥有的赋税权，被大部分收归中央，各个诸侯国只能在自己的领地里，收取少量的租税，也就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诸侯国原本有的“治民权”，也被汉朝中央政府收回，各个诸侯国内负责行政的丞相，由原先的由诸侯国自己委任，变成了汉帝国直接委派，这样就把诸侯国治下的百姓，完全掌控在汉帝国自己的手里。另外各个诸侯国内俸禄400石以上的官员，任免权也完全收归中央，诸侯国内部的行政权力从此名存实亡，所谓的诸侯，其实已经变成了汉帝国直接掌控的郡县。到了汉景帝晚期，汉帝国直接掌控的郡县，已经由他在位初期的15个，变成了此时的44个，诸侯国占有的郡县，已经下降到了15个，诸侯对于中央的威胁，可以说不复存在。一个统一中央集权的汉帝国，从此才算真正建立起来，之后汉武帝反击匈奴，也因此有了底气。
第七章 “独尊儒术”奠基人
西汉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统治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在西汉王朝正式奠定了它的主流地位。但儒家文化正统地位的确立，是在汉武帝在位时期，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儒家文化其实是“靠边站”的，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这70多年里不管皇位如何变化，汉帝国始终遵循的是黄老学说至上的国策。直到汉武帝时期，依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才有了儒家的一家独大。
但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儒家也不是一天独大的，儒家从靠边站逐渐发展到主流，是西汉建国后一代代儒生努力的结果。其中起到承前启后作用的，就是西汉初期杰出的大儒叔孙通。
【一】
说到叔孙通，不得不说说西汉建国初期儒家的生存状态，就一个字：惨！
秦始皇时期著名的“焚书坑儒”，打击的对象主要就是儒家文化。随后的秦末农民战争中，中国的国民经济和生产力遭到了沉重破坏，为了恢复生产、繁荣经济，以与民休息为主体的道家文化，自然更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这时期的中国，虽然名义上是封建社会，但是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形态并未建立。从西汉初期的郡县制和分封制并行开始，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还是一个利益分配平衡的松散邦联，包括贵为天子的汉朝皇帝，其威权的影响力，也是有限的。我们从刘邦时期“白马盟”等事件上可以看出，连封个区区的诸侯王，都需要功臣皇室进行盟约，这时候的中央集权，其实还处于比较弱的形态。
在这样的形态下，出于利益平衡分布，以及恢复经济的需要，儒家文化并不受待见。比如西汉开国皇帝刘邦，其本人开始是非常厌恶儒生的，早期打天下的时候，就曾作出了羞辱儒生的事情。虽然他的身边也有许多的儒生谋士，但对于靠黄老学说建国的西汉来说，儒家，其实长期以来都处于次要地位。毫不夸张地说，从西汉建国到文景之治，是儒家学派的重新拓荒期。
汉初大儒叔孙通，就是这个拓荒期里，儒家最为杰出的人物。西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果，其实就是由他所奠定。
叔孙通，又名叔孙阿，山东枣庄人，生年不详，出身于儒家文化昌隆的齐地，他叱咤风云的壮年时代，正是秦末农民大起义的高潮期。
所谓乱世出英雄，秦末农民战争时期是乱世，也是各路英雄大显身手的舞台，而叱咤其中的叔孙通，在这段岁月里得到的评价只有一个——鄙视。
被鄙视的原因，是很多的。比如他跟过的人很多，自身难保的秦二世，做傀儡的楚怀王熊心，殒命山东的项梁，横刀自刎的项羽，但凡是有点权的，折腾出点动静的，曾经说了算的，他都跟过。等到跟着刘邦混的时候，已经成了出名的有奶就是娘的人物。
有奶就是娘也就算了，关键是此人做人很有问题，又是出了名的“扫把星”。比如他跟着秦二世混的时候，秦二世问大家现在全国局面怎么样？大家纷纷进言，有说农民起义四起的，有说天下大乱的，唯独叔孙通识相，张口就唱赞歌，热情讴歌秦二世的英明统治，颂扬全国形势一片大好，拍马屁都不打草稿，捧得秦二世心花怒放，当场就封了他当博士。升了官的叔孙通更识相，眼见秦王朝自身难保，瞅准机会脚底抹油赶快跑，摇身一变又成了北上伐秦的项梁的谋士，在项梁的军中混了没几天，项梁就在定陶之战里挂了。捡了一条命的叔孙通马不停蹄，又混成了楚怀王熊心的谋士，高谈阔论了没两天，熊心又被项羽坑死了。叔孙通眼泪都没掉一滴，又跟着项羽混，一路混到了彭城，眼见刘邦大兵压境，立刻掉转枪头，投到刘邦麾下，气还没喘定，刘邦就在彭城之战里被项羽打得全军覆没。这样的扫把星，刘邦是不敢用了，摆摆手打发他回汉中，协助萧何安定后方，发展生产。他前脚一走，后脚刘邦就稳定了形势，此后连战连捷彻底打垮了项羽。
跟谁混谁倒霉不说，他的混法也被人所不齿，基本就是啥事不干，张口就吹捧，什么千古圣君帝王威仪的，漂亮话连篇累牍，能把人吹得云山雾罩，而且势利眼，看谁不行了，立刻吹灯拔蜡，说叛变就叛变，丁点君臣之情都不讲。这样的人物，搁在哪个团队，哪个朝代，都是注定不受待见的。
大家不待见，刘邦本人对他却很待见。比如彭城之战后，面对上门投靠的叔孙通，刘邦分外赞赏，后来彭城兵败后，派他回汉中辅助萧何，萧何对他也赞赏有加。当然他也是立了功的，比如他举荐一些勇猛之士加入汉军，后帮助萧何安定地方时，也曾多次出面，劝说当地乡民支援前线，是很称职的“宣传委员”。楚汉之争胜利后，刘邦也记了他这一功，封他为博士。
之所以待见他，一是他很识趣，比如那时候的儒家学子，骨子里都带着傲气硬气，刘邦是一个不容别人有傲气的人。叔孙通之前，曾有儒生郦食其投奔刘邦，当面痛斥刘邦对儒生的轻慢态度，刘邦当时正是用人之际，也就对郦食其诚恳道歉，但道歉完了没多久，就借齐王之手，把郦食其给煮了。相比之下，叔孙通却知趣，他知道刘邦不喜欢谋士穿儒服进谏，别的儒生都视儒服为身份象征，叔孙通却不以为然，不穿就不穿，当场换了儒服，穿着短袖短褂进谏，刘邦很高兴：这人不错。儒生不儒生的无所谓，听话就好，听话的好用。
刘邦待见叔孙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好用，也就是有利用价值。西汉建国，儒家思想虽然不是主流，但在民间知识界影响力甚广，而且儒家思想里对于君权的尊重，也是君临天下的刘邦所需要的，找一个精通儒学而又听话好用的人，对于刘邦来说很重要，叔孙通，就是这样的人。
不过叔孙通这个儒生实在不像儒生，除了他没原则，好谄媚，会拍马屁会吹牛外，社会关系也很有问题。那时候的儒生，都是一些蔑视暴力，崇尚文治，自我感觉极其良好的人。对战争，态度是鄙视，对武将流寇，态度是蔑视，鄙视这个，蔑视那个，结果就是被人灭。叔孙通却认为，这样是不对的，要弘扬儒学，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所以在他的朋友里，既有其他学派的知识分子，也有西汉开国时候的功臣宿将，甚至还包括江湖游侠、土匪盗贼等社会不安定因素，上至皇亲贵戚，下至流氓无赖，不混个关系熟，他也能混个脸熟。
因此在当时，虽然在刘邦面前混得如鱼得水，但是在儒生的内部，叔孙通的名声实在不咋的，许多儒生都认为这是个给儒家丢脸的人物，是败类，他的一些学生也耻于和他为伍，主动划清界限。但谁都没想到，正是这个一些人眼中的败类，办成了“君子”们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光大儒家思想，确立儒家的正统地位。
【二】
叔孙通人生的机会，发生在公元前204年。这一年，已然君临天下的刘邦，交给了叔孙通一件影响他一生，甚至影响儒家文化命运的任务：制定朝仪。
所谓制定朝仪，就是制定西汉王朝的朝堂礼仪规范，这看似是个很简单平常的任务，不就是制定一些行为规矩吗？但是在当时，这个任务很重要，也很难办。
因为此时的刘邦虽然贵为皇帝，骨子里却依然是个农民，他手下的功臣宿将们，还沉浸于当年和他一起大块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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