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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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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此时的刘邦虽然贵为皇帝，骨子里却依然是个农民，他手下的功臣宿将们，还沉浸于当年和他一起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土匪岁月，所谓阶级划分，君臣有别，对于这帮大老粗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概念。虽然刘邦已在山东定陶称帝，但是身边的诸将见了他，还是和过去一样称兄道弟，拍肩膀叫弟兄，拉拉扯扯不成体统，到了喝酒庆功的时候，局面更是恐怖，一个个张口闭口粗话连篇，高兴了还能说点荤段子。至于没大没小，以下犯上，拿着皇帝不当干部的事，在当时更是稀松平常。
这一切如果刘邦还能忍，那就没天理了，他是个亭长出身，不懂啥阶级分析法、君臣礼仪，但他知道，自己已经是皇帝了，做皇帝就要有做皇帝的样子，可做皇帝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手下的大老粗们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不过有人知道，比如儒生们，比如其中最听话最好用的叔孙通。
所以就你了，给我制定一个朝仪，一个足够展示帝王威严，威服众勋贵们的朝仪。要用这个朝仪，向全天下展现做帝王的尊贵，做皇帝的威严，做臣子的礼仪和责任。
对于君临天下的刘邦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体现皇帝尊贵身份的面子问题，更是一个树立帝王绝对权威、强化统治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落在了叔孙通身上。但刘邦本人也没有想到，这个他所在意的政治问题，会成为秦朝以来备受打压的儒家文化，从此咸鱼翻身的起点。
从公元前204年开始，叔孙通受命制定朝仪，这个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首先，这个朝仪必须要参照上古时期的天子礼法，但那时候的天子是“王”，这时候的天子是“皇帝”，地位更尊贵了，礼法也要更尊贵。更重要的是，因秦末以来的战争破坏，各类典籍遗失殆尽，参考资料极其难找，精通礼法的人更难找，缺人又缺资料，这真是棘手得很。
叔孙通迎难而上了，他发动各种关系搜集典籍，更广邀各路儒家名士参与。问题是，这时候的叔孙通名声已经相当臭了，正人君子不屑于和他为伍，甚至他的许多学生也背离了他，而更多的儒生，并没有看到制定礼法对于儒家文化壮大的意义，相反把这次行动又看成一次“谄媚”之举。叔孙通多方奔走，苦口婆心，向儒生们磨破嘴皮子解释，承诺“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总算召集了一百多名弟子。此后他们集思广益，结合之前秦王朝的礼仪和周王朝的礼仪，制定出了一套全新的君王礼法，这部礼法以《礼记》为主体，兼有秦朝法家思想。然而，它还是面临着考验：刘邦企图以这套礼法树立他帝王绝对尊贵的地位，可是他手下的功臣们能买账吗？这些人都是从刀头舔血的战乱里过来的，素来养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区区一套礼法，就能让他们低下高贵的头颅吗？
公元前200年，西汉未央宫落成，这套盛大的典礼，终于以此为名呈现在世人眼前，整个的过程，按照史料的记录是这样的：“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乡；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乡。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静。至礼毕，复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叔孙通成功了，他缔造了一个绝对威严的礼仪，衬托起了一个被神化的刘邦。确切地说，他衬托起的，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帝王光环，他有严整的形式，浩大的气势，完美的程序，精心的布局。在短短的这一次展示中，就让那些天不怕地不怕的功臣们，第一次拉开了与老领导刘邦的距离，从这一刻开始，他们看待帝王的目光不再是不以为然的平视，而是彻头彻尾的仰视，诚惶诚恐的尊敬，中国人两千年来对封建皇权的敬畏思想，就是从这一刻起扎下了根子。
就连之前极端鄙视儒学，甚至拿儒生的帽子当尿盆的刘邦，面对此情此景，面对万众敬仰的局面，面对叔孙通精心设计的、高高在上的图景，也由衷地说出了心里话：“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知“皇帝之贵”的结果，就是叔孙通本人，乃至儒家学派，得到了异常丰厚的回报：叔孙通本人受赐500黄金，进太常。更重要的后果是，在黄老学说一手遮天的西汉初年，儒家学派终于打下了一块自己的根据地。叔孙通之后，世世代代，儒家学者皆在汉初朝廷里占有一席之地，到了汉文帝、汉景帝两代，儒家学者甚至得到了成为太子老师的机会。儒家的宣传力度正是从此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日益扩大。对比最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结局，我们可以很负责地说：这是一个过程。
【三】
大多数时候以谄媚逢迎著称的叔孙通，因此得到了刘邦的器重，也因此让刘邦意识到儒家的重要性。但是这时期西汉的国策是黄老学说，儒家思想只是装点门面的学问，之后儒家独大的过程，是儒家由表及里，对汉帝国进行思想渗透的过程。
而这以后的叔孙通，却让世人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他。
公元前195年，西汉帝国又一次进入到一个十字路口，这一年的刘邦，已经到了人生里的最后一年，弥留之际，思想却出幺蛾子了，眼见着大儿子刘盈不太成器，戚夫人生的小儿子刘如意聪明伶俐，便动了换太子的念头。这是刘家的家事，吕后虽然反对，此时却已失宠。就连跟随了刘邦多年的“西汉三杰”张良也不敢硬劝，只是委婉地找了“商山四皓”来辅佐太子，表达自己的立场。但谁都没想到，一个从来不敢说话的人说话了——叔孙通。
叔孙通不但说话，而且反应异常激烈，他给刘邦上了一道奏疏，以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换太子导致内乱以及秦朝换太子导致亡国的典故，坚决反对刘邦废太子。见上了奏疏刘邦没反应，叔孙通不罢休，拿出儒生“死谏”的劲头来，竟然要当着刘邦的面横刀自刎，逼得刘邦最后很无奈地表示，我就是随便说句玩笑话，你别当真。按说到这里，已经算是解决问题了，可叔孙通偏偏不罢休，他反而继续说：太子位置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怎么能随随便便开玩笑呢？最后的结果，是逼得刘邦诚恳道歉，表示以后不再开这个玩笑了，这才罢休。
这件事叔孙通做得虽然勇敢，可也有人说他是投机。因为这时期吕后已经专权后宫，只手遮天。废太子的事情，遭到了朝臣上下的反对，不是刘邦想废就能废的，借着这个由头，突然硬气一把，在刘邦弥留之际讨得下一代皇帝的欢心，这也不失为一种谋身之术。比如后来修《资治通鉴》的司马光，就指责叔孙通此举为“邀直名以谄媚”。但很快叔孙通就让世人看到，他不是为了谋身。
刘邦过世之后，汉惠帝刘盈即位，这时期的汉帝国，依然在继续推行无为而治的黄老学说。而吕后已经权倾天下，刘邦宠爱过的戚夫人，说砍就砍，刘邦的儿子说杀就杀，无论是刘氏宗亲，还是功臣宿将，包括周勃、陈平这样的老勋贵，对她也暂且服服帖帖，轻易得罪她不得。
但第一个敢得罪她的，却是叔孙通，得罪她的事，却是一件看似无关紧要的小事。
事情是这样的，汉惠帝每次朝见吕后的时候，都需要封闭道路，汉惠帝感到交通不便，就想重新修一条新路。按说这事是皇帝对母亲尽孝道，无可厚非，偏偏叔孙通又上奏了，他认定汉惠帝此举于礼法不合，属于违制，竭力反对之下，路到底没有修成，吕后也就这么让他得罪了。这事让当时人很不解，人家娘儿俩为了见面修个路，你激动什么？其实很简单，叔孙通要维护的，是他苦心制定的儒家礼仪规范，要在黄老学说占统治地位的汉初，确立一块儒家自己的根据地。因此，他锱铢必较，甚至不惜个人荣辱。
在这件事情之后没多久，这位一生遭非议颇多的大儒，就告别了人世。比起当年他遭受的种种非议，这时期的儒生们，已经把他看做西汉儒家的领军人物，即使是几十年后修史的司马迁，也在《史记》中尊他为“儒宗”。事实上，正是凭借着他辛苦打下的这块根据地，儒家文化一步步发展壮大，最终成为主流。
至于叔孙通为人诟病的做人问题，有个这样的例子：制定礼仪后，刘邦赏赐给叔孙通的500黄金，叔孙通分文未留，全部分给了参与此事的儒生们。此事或许可以佐证：他谄媚、逢迎、奔走，并非为了个人的富贵，相反，却为了一个简单的理想——光大儒学。
第八章 长沙王为何得幸存
西汉从建国初期开始，就主张施行仁政，比如刘邦入关时的约法三章，比如建国后屡次减轻刑罚，甚至崇尚黄老学说，施展无为而治的政策，尽可能地对老百姓做到“和谐”。但是上层的政治斗争，却始终充满了血雨腥风。刘邦得天下后杀戮最重的政治运动，莫过于对他所册封的异姓诸侯王们的清洗。
在楚汉战争时期，出于击败项羽的需要，刘邦对各派政治势力着力拉拢，封官许愿，对于韩信、彭越等人诱惑最大的，莫过于刘邦对他们的封王许诺。这时期的中国，国家观念依然停留在西周时期的分封制上，而在西汉帝国建立之后，原来作为刘邦盟友的异姓诸侯们，这时候摇身一变，就成了刘邦建立刘家家天下的敌人。所以西汉建国后，诸多异姓王们的下场一个比一个惨：韩信被刘邦设计，在未央宫除掉了；彭越被刘邦定了谋反罪，先发配流放，又在路上杀掉了；英布干脆扯旗造反，被刘邦率军平定了；韩王信走投无路下，一跺脚投降匈奴了。其他的几位，燕王藏荼和燕王卢绾相继被刘邦讨平，刘邦的女婿——赵王张敖被控谋反，之后虽查无实据，依然被剥夺了王爵。纵观这些下场悲惨的异姓王们，无论之前跟刘邦关系有多亲密，立过多大的功劳，在西汉建国后，就始终处于被防范和猜忌之中，一有由头，就会遭到中央政府酷烈的打压。然而，却有一支异姓王家族例外——长沙王吴芮。
说起这位太太平平的长沙王，历史上可能不太有名，但他却有一个很有名的女婿——淮南王英布。他这位女婿早年是项羽大将，而后投靠刘邦，封为淮南王后，因见韩信被诛，为自保起兵造反，还在战斗中击伤了御驾亲征的刘邦。可谓与刘家有深仇大恨。然而这位长沙王，却太平始终，王位身份一直得保，这又是什么缘故呢？
【一】
这位历史上不出名的长沙王吴芮，在西汉当时的身世，却也是不简单。
吴芮，是江西余干县人，他有一个曾经声名显赫的祖先——春秋霸主之一的吴王夫差。吴王夫差被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了以后，吴国从此灭亡，吴家子孙也因此四下调零。这以后吴家子孙又出了个杰出人物——战国时代的军神吴起。到吴芮出生的时候，已是战国末期，但祖先的荣光，吴家并未忘记。
吴芮自小聪明伶俐，并深受家族遗风的熏陶，自幼即研习祖先留下的《吴起兵法》，且精通武艺，渐成江西一地吴氏的领袖。吴芮交友也甚为广泛，其中的一个朋友，就是谜一样的航海家徐福。甚至吴芮的弟弟也跟随徐福东渡大海，从此不知所终。日本一些历史学家甚至提出，今天日本西部的山口县，就是吴芮弟弟随徐福东渡后的定居地。
有着传奇家世的吴芮，从青年起就开始了他传奇的经历。这时期，是秦始皇灭六国的时代。江西地处楚地，此时战乱频繁，散兵游勇四下劫掠。青年时代的吴芮，就肩负起了保境安民的重任。虽然从小习武，但吴芮并非普通莽夫，相反常年研习兵法，造就了他沉稳冷静的性格。他组织民团，教习武功，却不轻易动武，对窜犯的散兵游勇，只要不主动找事，不但不会为难，相反还赠送路费，有愿意留下来从军的，也敞开大门欢迎。日久天长，吴芮的名声传遍了当地，说起他来，当地人几乎众口一声赞叹：厚道人啊。
在那个不厚道的年头，厚道就是最好的招牌，厚道的结果就是，吴芮组织的民团，各方势力“归附如流”，到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候，吴芮的手上，也一下积累了近两万兵马。毕竟面对的是统一天下的秦始皇，手头有这么多兵力，本人有这么高威望，又兼地处抗秦最暴烈的楚地，招打是很容易的事。但吴芮低调，虽然手里拥有几万雄兵，但他“藏兵于民”，采用保甲法，大部分士兵都是兵农合一，脱了兵服就是老百姓。用来对外招摇的，长期以来不过几千兵卒，一心一意地向当时的秦王朝示弱。这番苦心总算有了回报，此时的秦始皇，志向在于混同南北，打击的重点是中国华南、西南的百越各族，此时已拥有今天安徽、江西、福建诸省的吴芮，却恰是他的拉拢对象。因此秦始皇登位后，随即册封吴芮为“番君”，授权他管理华中诸省。虽然“番君”这个称号并无实际官职，只是中央的一种授权，但在“暴秦”大一统的羽翼下，能够获得割据一方的权力，着实不易。
借着“番君”的招牌，凭着手中几万人马，低调的吴芮，从此在秦王朝的眼皮底下走上了扩张之路。这时期的中国南方还处于蛮荒阶段，经济人口落后于北方，要想有稳定的根基，就必须要占有农业发达的地区，吴芮的目标，是鄱阳湖。从20岁开始，吴芮就率领麾下民团东渡，进入鄱阳湖地区，在扫平了当地的盗匪势力之后，吴芮在鄱阳湖建造了第一座城池，也就是今天的鄱阳县。之后的几年，他在当地屯垦兴农，发展生产，将这片原本的蛮荒之地，开发成了欣欣向荣的农庄乐土。此时正是暴秦肆虐的时期，大量农民纷纷南逃，吴芮在当地大力招抚流移，扩充实力。但这时候的吴芮还是小角色，秦王朝闻讯后，提升他为鄱阳县令，比起之前模棱两可的“番君”来，这次总算在中央政府的管制里有了“编制”。这时期已经是秦末农民战争如火如荼的年头，吴芮知道，以他的实力，不足以和中原任何派系抗衡，在本地安心发展，同时选择一个最强大的派系作为靠山，才是自己最好的选择。
他找到的第一个靠山，就是项羽。
吴芮和项羽搭上关系，主要通过英布。早在吴芮立足鄱阳湖的时候，就与英布有了往来，此时的英布，是项羽麾下的重要战将，不过早年两人的相识，是以英布率部投奔开始的。当时的英布率领7000人流落到鄱阳湖地区，得到吴芮的收留，甚至将女儿嫁给了他，并提供兵马钱粮支持。有了这层亲戚关系，以后的事情就好办了。项家争天下时期，吴芮的属地，是项家重要的“后勤基地”，每年皆提供大量的钱粮供应，助项羽一次次在中原“力拔山兮气盖世”。作为回报，吴芮的属地，成了中原难民们避难的乐土，势力也进一步南扩，不但鄱阳湖地区发展稳定，更扩充到了长沙地区，修筑了长沙城。长沙，这座中国南方名城的历史，就是从此开始。
到了项羽进入关中，分封诸侯的时候，终于没忘了此时盘踞南方的吴芮，正式册封他为“衡山王”。而就在此之前，另一路崛起的新势力——刘邦，也和吴芮搭上了关系。这次搭桥的，是刘邦麾下的谋士张良。张良早年游洞庭湖的时候，就与吴芮结交，二人成为好友。也正因这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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