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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青史尽成灰-第7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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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大族对孙皓的态度也经历了一个由支持到最后离心的转变过程。孙皓初立时，无疑得到过江东大族的支持，但随着孙皓昏庸残暴本来面目的露现，江东大族的代表人物如陆抗、陆凯、贺邵等人也不断地递上一份份措词日趋激烈的上奏，陆凯更是抗颜直斥孙皓二十事，这在蜀、晋两国都是无法想象的。当一切努力均告白费，反遭孙皓的猜疑时，江东大族终于失望地和孙吴政权分道扬镳。
纵观西晋的整个灭吴战争，晋军没有遇到过一次坚决的抵抗，王濬自蜀伐吴，一路上“兵不血刃，攻无坚城，夏口、武昌，无相支抗”，最后长驱直入金陵城。孙皓自己也说，“得陶睿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用，兵将背战耳”。江东大姓支持孙氏兄弟，是战乱之际为自己切身利益寻求的一种保护，随着孙权去世，继承人弱暗无能，孙氏政权已无力给大姓以庇护，所以不仅是江东大姓，包括南渡大姓在内都要另择明主，对南下的晋军毫无抵抗之力的原因也就在这里。
事实上，令江东大族最终心寒的不是孙吴政权对他们的打击和抑制，而是末帝孙皓的昏庸残暴。对给了他们财富、地位的孙吴政权和英明之主孙权，江东大族仍是念兹在兹、无时或忘的。陆机在《辨亡论》中回答吴国何以灭亡时，不同意吴蜀唇齿相依，“蜀灭则吴亡”的说法，指出吴国“四州之地”，所谓“用之者失也”，就是把亡国原因归于孙皓的委婉说法。在陆机看来，如果不是因为孙皓的昏庸残虐，孙氏政权和江东大族的合作是可以延续下去的。
孙吴国家当然可以赖以存焉，江东大族也可以继续享有荣华富贵，陆机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吴人心态的典型。正因为如此，名传千古的《辨亡论》中才会蕴含着深切的故国之情、亡国之痛，对曾经抑制和打击过他们的孙权，拳拳缅怀之情也溢于词语之间。
综上所述，江东大族在孙吴基层社会中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是孙吴统治阶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当然不能低估。但从孙吴独霸江东，并进而与魏、蜀争霸的角度来看，江东大族的日渐强大会对孙吴国家构成一种威胁。立国之初，为取得各种社会势力的扶持和平衡及尽量扩大社会基础，孙吴君王可以分出相当部分的权力与大姓分享，但随着基础的稳固，孙吴君王就逐渐无法容许大姓对自己皇权的分割了。由此可以认为，孙吴政权与江东大姓的关系实处于一种动态平衡之中。
第六章 “八王”其实可以很和谐
说到结束三国战乱时代，一统南北，且缔造了繁华的“太康之治”的西晋王朝，后人的反应，恐怕首先都是一声叹息。这么一个曾经强大、繁荣的王朝，居然在统一中国仅仅37年后，说完蛋就完蛋了。
当然，西晋不是随随便便就完蛋的，西晋的统一只有短短37年，在这仅有的37年时间里，其中16年，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八王之乱。这场几乎卷入当时西晋所有拥有军队的诸侯王的战乱，使国家元气大伤，人口大量减少，内迁的匈奴、羯族、鲜卑等政权也纷纷起事，反对西晋的统治。结果就是短暂统一的西晋，国家分崩离析，西晋王朝灭亡，东晋王朝南迁江南地区，中国的经济重心也随之南移。原本经济发达的中国北方，则陷入了“五胡十六国”的战乱之中。《三国演义》中津津乐道的“三国归一”，就此成为泡影。说到这场旷日持久的大战乱，历史学界公认的看法，就是起于“八王之乱”。
所以，西晋灭亡的剧本，也就很简单了。自己人打来打去，最后成全了外人，把国家都差点打没了。那么，为什么贵为西晋宗室的司马家贵族，会争相介入到这场战乱之中呢，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在这场战乱的整个过程里，是否有避免其发生的可能呢？
西晋时代的“八王之乱”中的八王，会被简单地认为是西晋王朝的8个诸侯王，其实没有这么简单。首先数量就不对，“八”只是个笼统的数字，卷入这场战乱的具体诸侯王，要远比“八”多得多。先说主要的8个王爷。包括了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囧，长沙王司马攸，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皓，东海王司马越，这是这场战乱中相继介入的主要8个王爷，除了他们之外，还有梁王司马彤，淮南王司马允，范阳王司马彪，南阳王司马模，吴王司马宴，东安王司马繇，新野王司马鑫等人。这场爆发于公元291年，一直延续到公元306年的战乱，几乎把西晋帝国直接打入了深渊。可以说，是司马家的子孙们，通过这样一场自相残杀，亲手把他们家族辛苦创立的西晋帝国，送上了分裂和灭亡的不归路。
那么身为司马家的子孙们，他们为什么要发动和介入这样一场内战呢？为什么在这场暴乱之中，所有手握重兵的这些王爷们，都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破坏者，去毁灭祖先留给他们的江山呢？
【一】
“八王之乱”爆发的原因，后人的反思，多集中在晋武帝司马炎立储不当，导致诸王纷纷介入这场争斗，最终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暴乱。但实际的原因，却远比这个复杂得多，可以说，早在司马炎以及他的父亲司马昭开始夺取曹魏政权，建立西晋的时候，祸根就已经种下了。
司马家族对曹家的夺权行动，始于公元249年，那时候司马懿父子为了把持大权，发动政变杀死了曹爽。之后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开始血腥屠杀忠诚于曹魏集团的各类政要们，到公元261年杀掉当时最著名的文学家嵇康为止，13年里大批的精英阶层遭到屠杀。这段时期的中国北方，特别是上层官员们，其实是生活在血雨腥风的恐怖之中。作为老练的政治家，司马家族深知，仅仅依靠血腥屠杀，是不可能继续他们的统治的。所以在大肆排斥异己的同时，司马家族也开始了对当时世家大族的拉拢，对于支持自己的世家大族，更是极为优容，可以说是要钱给钱要官给官。在司马昭把持大权时期，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制度，用来封赏各类支持自己的世家大族。这些爵位的俸禄、赏赐，远远超过了曹魏集团当政时期。到了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时期，司马家族夺权已经完成，为了巩固自己的实力，对于世家大族更是极力笼络。司马炎这个人，性格非常宽厚，对在司马夺权中立下大功的权臣们，回报更多。如他身边的近臣谋士贾充，在司马炎登基的第一年，就被册封为车骑将军，加封鲁公，成为权倾朝野的重量级官员。而另一大将何曾，则被加封太尉，封郎陵公。这等于给所有的世家大族一个信号：只要支持我，就有很多好处。这些人，不但在地位上极尽荣宠，在法律上，司马炎也很宽容。这些早期帮助司马炎夺权的重臣们，都是一些劣迹斑斑的人物。比如他最宠爱的谋士贾充，最大的爱好就是结党营私，而且善于制造党争。他和侍中任凯不和，各自拉帮结派明争暗斗，把西晋朝廷搞得乌烟瘴气，对此司马炎也很纵容。另外一件很“雷人”的事是立进县令刘友，尚书山涛以及中山王司马牧等被揭发圈占稻田，这3个人里，山涛是司马炎的亲信，司马牧是司马家族的宗亲，可以说都是司马炎的自己人，只有刘友和司马炎八竿子打不着。结果刘友遭到了严惩，司马牧和山涛则一点事都没有，如此偏袒，自然引得朝野一片哗然。可以这么说，从立国早期开始，西晋的腐败就非常厉害，全然没有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建国早期吏治清明的景象，这样一个政府，注定是短命的。
司马炎时代，国家在腐败问题上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各类世家大族竞相作恶。都说后来的魏晋南北朝，是士族阶层垄断政权的门阀时代，其实门阀制度的迅速膨胀，就是从司马炎在位时期开始的。那些世家大族们，在司马炎之前，尚且能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司马炎之后，就愈发肆无忌惮。甚至司马炎本人也带头贪污腐败，东汉末帝“卖官”，司马炎也有样学样，把国家各种官职明码标价，引来种种非议。有一次司马炎问大臣刘毅，自己和东汉昏君汉灵帝相比有什么区别吗？刘毅回答说，汉灵帝卖官的时候，所得的钱财都进入了国家的国库，而皇上你卖官，所得的钱都进了你自己的腰包了。对这种说法，司马炎是认账的，刘毅这么说，等于指着鼻子骂他，他却乐呵呵听了，不过也不接受刘毅的进谏。司马炎个人生活，也是非常荒淫的，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老婆最多的皇帝之一。在他建立西晋政权的早期，他的后宫里就有数千嫔妃，他灭掉东吴末帝孙皓后，把孙皓皇宫里的嫔妃宫女，也一股脑地打包全收了，到了西晋统一中国之后，司马炎的后宫，已经有了上万嫔妃宫女。为了能够兼顾到每个老婆的感情，并避免在夫妻生活中的“黑箱操作”，他发明了“羊车选妃法”，即每天晚上，他坐着羊车游走在皇宫里，羊车停在哪个老婆门口，他就在哪个老婆那里过夜。以至于那些嫔妃们为了得到他的宠幸，尝试在门前路上撒盐，以吸引羊车停留（羊爱吃盐）。有了皇帝起“带头作用”，当时的世家大族们，也都骄奢淫逸，甚至竞相攀比。荆州刺史石崇，曾经和皇亲王恺斗富，两人各出奇宝，成了当时西晋王朝的一桩奇闻，司马炎也介入进来，把皇宫里珍藏的珊瑚借给王恺，让王恺拿去压倒石崇，结果石崇一股脑拿出了十几盆珊瑚来，把王恺羞得无地自容。那时候的珊瑚不像现在这么普遍，属于价值连城的稀罕货，以这两位在斗富中的花费，就算是比尔·盖茨也要靠边站。
西晋王朝在统一早期就开始的骄奢淫逸之风，表面看来，似乎只是生活问题，其实却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政治问题。原因很简单，如此奢侈，钱从哪里来？仅以西晋政府论，笼络世家大族、封赏权贵，样样都要花钱，这些钱只能从国家税收中来，税收不够就加征。当时战乱结束不久，整个国家最需要的不是斗富，而是休养生息，西晋王朝却反其道而行之。当然，要说西晋王朝在恢复国民经济方面啥都没做，那也确实冤枉。西晋王朝完成统一后采取的最主要的政策，就是大规模裁军，先后裁撤了30多万军队，划分土地让他们耕种，这样一来，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增加，著名的太康之治，就是从此而来。但是比起后来国家奢靡腐化之风，这种繁荣只能算是表面繁荣。奢靡之风盛行，国家要承担巨大的开支，所以不断向老百姓加税，加税的结果，就是自耕农纷纷破产，许多农民逃亡，统一没几年就出现了流民。那些为了逃避赋税而流亡的农民们，老实点的，大部分跑到了河西走廊及四川地区，在当地开荒种地，逃避官府的追捕，为了保护自己，他们还结成大营，组织武装。而不老实的流民们，就开始为匪为盗，四处作乱。不管是老实还是不老实，这种情况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国家可以用来征收赋税的土地以及农户大大减少。为了弥补财政亏空，西晋政府只好不断地加征农业税，如此下来，自然是恶性循环加剧。即使如此，对于那些世家大族们来说，国家的赏赐，让他们维持奢侈的生活，还是远远不够的。比如那位曾经和王恺斗富的石崇，他发家的主要方式，是打劫所管辖地区的商旅，甚至谋财害命。这样的例子，在当时并不罕见。为了相互攀比斗富，外加借着西晋皇室赋予的特权，西晋的土地兼并在统一后没多久就越演越烈。世家大族们纷纷贪污腐败，挖国家的墙脚，强大的西晋帝国，在太康之治的繁荣外表下，早已千疮百孔。这样一个国家，发生大规模动乱是必然的。
西晋之所以在建国早期采取这种统治方式，主要原因还是司马家族“得国不正”。为了能够得到支持，他们必须用优待世家大族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统治。这个时代，门阀政治已经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主流，在司马家族眼里，只要笼络住门阀家族，保证门阀家族和皇室之间的和谐，天就塌不下来。可是，如果他们之间不和谐呢？司马炎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对策很简单：保证有强大的军队不就可以了？
【二】
在统一初期，司马炎曾经大规模裁军，削减军费开支，但是对于军队问题，他丝毫不敢放松，而且曹魏灭亡的教训，也让司马炎刻骨铭心。在司马炎眼里，曹魏政权的终结，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曹魏疏远自己的亲族，导致发生动乱后，国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维护皇室的地位。自以为找到历史教训的司马炎，作出了矫枉过正的决定：大肆册封宗室为王，并且给予宗室掌握军队的权力。这样做的直接结果，就是把刚刚统一的中国又拆分得四分五裂，西晋的“中央集权”也被大大削弱。仅仅是公元265年这一年，司马炎就册封了27个诸侯王，之后断断续续分封，这些诸侯王们以郡为国，大的诸侯王，有兵马5000人，小的诸侯王有兵马3000人。诸侯王在自己的领地里，有收取租税和掌握军队的权力。从表面看，司马炎此举防范了诸侯作乱的可能，他册封的诸侯王，军队人数最多的也就5000人，单独的一个诸侯王，论实力根本无法同中央政府抗衡。但是这时候的诸侯王，他们的政治地位大大提高了，可以在自己的领地里收取租税，虽然不掌管领地的民事，却拥有自选国中官属的权力。在中国日益走向封建大一统的趋势下，这样的分封显然是历史的倒退，注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仅仅册封诸侯王，在当时的西晋政权里，是不会产生太大风浪的，就算诸侯王们有反叛之心，他们的兵马也无法和朝廷抗衡。司马炎企图通过分散诸侯王力量的方式，既达到让诸侯拱卫中央的目的，又让诸侯们不至于成为中央的威胁。他册封的诸侯国多，力量特别分散，但是我们仔细看下的话，就能发现其中的问题了。这些诸侯王们，虽然单个掌握的军队少，但总数却已经占了西晋军队数量的一半左右，也就是说，国家军队中的近一半，已经被司马炎给拆零散了。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就是一旦国家真的发生变乱，这些分散在各个诸侯国里的军队，很难在关键时刻迅速集结起来，更不要说拱卫皇室了。事实上，在导致西晋灭亡的五胡十六国大乱中，这样的情景，不止一次在出现。
司马炎在册封了诸多诸侯王的同时，虽然注意到防止诸侯势力尾大不掉，但是他又不断给这些诸侯王更多的政治特权。比如他任用诸侯王出任掌握国家军政大权的各类官职，几个比较大的诸侯王里，赵王司马伦曾经担任过关中都督，汝阴王司马俊曾经担任过豫州都督。这样一来，对于那些本身就位高权重的诸侯王来说，可谓如虎添翼，他们既做享受特权的王爷，又做执掌国家军政大权的朝廷命官，集巨大的权力和崇高的地位于一身，西晋时代的“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都被他们分掉了。
在司马炎的分封政策里，各个诸侯王有权力挑选自己王国的官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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