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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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提到我们实验将车辆弃置在纽约上城布朗克斯区靠近纽约大学校园旁的街道上，以及加州帕洛阿尔托市的斯坦福
校园附近。我们把这些车辆弄成一看就知道是废弃车辆（把车牌拔走、顶篷掀开），再用相机和录像带拍下对这些
车辆的街头破坏行为。在布朗克斯区那个使人感觉自己有匿名性的环境中，48小时之内就有好几十个路过或驾车经
过的人停下来，破坏这辆废弃的车子。这些人大多是衣冠楚楚的成年人，而他们就在光天化日之下拔走车里任何有
价值的东西，或是破坏车子。然而被弃置在帕洛阿尔托市的车子命运就截然不同了，一个星期过去，没有任何一个
路人曾经对它动过歪脑筋。这也是唯一可引用来支持都市犯罪的“破窗理论”的经验证据。环境条件会让社会中某
些成员感觉他们拥有匿名性，让他们以为在这个统治社群中没有人认得他们，以为没有人能识别他们的个体性和人
性，而这会帮助他们变成潜在的街头破坏者，甚至是暗杀者。　

　

　去个人化过程会将理性节制的人变成放浪形骸　

　

　让我们假设人性“良善”的那一面是拥有理性、秩序、一致性和智慧的阿波罗，而“恶劣”的那一面则是代表
混乱、解体、非理性和跟从生命原欲（libidinous　core）的狄奥尼索司。阿波罗的核心特质是对欲望的节制与禁
止，恰恰相对于狄奥尼索司式的解放与纵欲。人们平常由于认知的操控，而表现出符合社会要求及个人接受范围的
行为，因此当人们浸淫在认知的操控手段受到阻碍、搁置或扭曲环境中时，就有可能会变成恶人。认知操控的搁置
会造成多重后果，其中包括良知、自我意识、个人责任、义务、承诺、债务、道德感、罪恶感、羞耻感、恐惧以及
个人行动的成本效益分析等的暂时停摆。　

　实现这个转化过程的一般性策略有二：（1）降低行动的社会辨识度（没人知道我是谁，或者没人在乎我的身
份）；（2）降低行动者对自我评价的在意程度。前者削弱了行动者对于社会评价、社会赞可性的在意程度，可借
由让行动者感觉拥有匿名性，亦即去个人化的过程而达成。最有效的做法就是让个人处于散播匿名性和扩散稀释个
人责任的环境中。第二个策略则是通过改变意识状态来停止个人的自我监控和一致性监控。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包括
服用酒精和药物、激起强烈的情感、参与高度刺激的活动，或进入一种延伸的现代式时间定位中，不再关心过去和
未来，以及将责任向外推卸给别人，而不是反求诸己。　

　去个人化过程会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此一心理状态下的行为受到当下情境的指挥，以及生物性的、荷
尔蒙的分泌驱使。于是行动取代了思想，立即享乐凌驾了延迟的满足，而小心谨慎的自我克制也让路给愚蠢的情绪
化反应。心理上的激励状态是去个人化过程的前兆，同时也是结果。当处在崭新或是尚未结构化的情境中，而典型


的反应习惯及性格倾向变得毫无用处时，它的效果就会发扬光大。这时个人对于社会模式和情境暗示缺乏抵御力的
情况会突显，于是战争与和平就变得一样容易——一切全视情境的要求或引导而定。在极端的情况下，是非的意义
泯灭了，违法行为不必考虑是否有罪，不道德的人也丝毫不怕遭天谴。内在的约束被搁置时，行为完全受到外在情
境操控——外在控制了内在。做一件事时考虑的不是正确与适当与否，而只看可不可能、做不做得到。个人和群体
的道德罗盘已不再能够指挥方向。　

　从阿波罗过渡至狄奥尼索司式心智状态的过程可以来得迅速而毫无预警，一旦人们短暂活在延伸现在式的时间
中而不再顾及行动的未来结果，好人就会做坏事。在过度去个人化的情况下，平常对于残暴行为及原力冲动的约束
与限制消失一空。就像大脑突然短路了，额叶皮质的规划和决策功能停摆，而较原始部分的大脑边缘系统，尤其是
杏仁核中的情绪和侵略性中心却接掌大权。　

　

　狂欢节效应：以狂喜为集体去个人化过程　

　

　在古希腊时代，狄奥尼索司在众神中的地位独特。它被视为创造出新的现实层次，挑战对生命的传统预设和方
式。它既代表将人类精神自理性言说和有条理计划的拘禁中解放的一股力量，也代表了毁灭：毫无节制的情欲及缺
乏社会控制的个人享乐。狄奥尼索司是酩酊之神、疯狂之神，也是性狂热及战斗欲望之神。在狄奥尼索司所支配的
存在状态下，人失去了自我意识和理性，搁置了线性时间感，将自我听任人性原始冲动支配，并视行为规范和公共
责任于无物。　

　狂欢节（Mardi　Gras）起源自基督教时代前的异教徒仪式，现在则被罗马天主教廷认可为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前的星期二【油腻星期二（Fat　Tuesday）或忏悔星期二（Shrove　Tuesday）】。这个神圣日子标记着
大斋节之宗教仪式季节的开始，在这个日子里必须从事个人的奉献和禁食，以迎接四十六天后的复活节。狂欢节庆
典开始于主显节的第十二夜欢宴，这一天是东方三贤前往朝拜圣婴的日子。　

　事实上，狂欢节庆祝追求“酒、女人和歌曲”的原欲享乐的放纵与过度，只求活在当下的纵情声色。当参与庆
典的人纵情于集体狂欢的感官享乐时，生命中各种忧虑和义务都被抛到九霄云外。酒神庆典的欢庆本质于是将行为
从平常的束缚中解放，从以理性为行动基础的辖制下松绑。然而人们始终在潜意识中意识到，这样的庆典是短暂的，
因为大斋节即将来到，而在斋期中，个人享乐及罪行的限制甚至比平常更严格。“狂欢节效应”指的是当一群志趣
相投的寻欢作乐者决定纵情享乐，不顾后果与责任时，他们会暂时放弃传统对个人行为的认知和道德约束。这就是
群体行动的去个人化过程。　

　

　去人性化及道德脱钩　

　

　在我们对“人类对人类的残忍”现象的理解中，去人性化是其中的核心概念。当某些人将另一些人从身为人类
一员的道德秩序中排除时，就是去人性化。在去人性化者眼中，这个心理过程中的客体丧失了人的地位。借助将某
些个人或群体视为不属于人性领域，去人性化的施为者可以暂时搁置道德感，而不必遵守以理性行动对待同类的道
德束缚。　

　在形成偏见、种族主义和歧视心态的过程中，去人性化过程是其中核心。去人性化将其他人污名化，认为他们
只拥有“受损的认同”（spoiled　identity）。例如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就曾形容残障者被
社会视为不值得信任的过程是如何发生，他们被认为不是完整的人、受到污染的人。　

　在这类情况下，就连正常、道德正直，甚至通常有点理性主义倾向的人也可能做出毁灭性的残酷行为。光是对
他人的人性特质不予回应就会自动促成毫无人性的行为。来自《圣经》的黄金律令“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
也要怎样待人”成了“你们愿意怎样待人就怎样待人”。他人成了被切去的一半。只要把人去人性化，那么无论如
何对待这些“客体”，是麻木不仁、粗暴无礼、忽视他们的需要和恳求、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他们，甚至如果他
们惹人生气就干脆杀死，都会变得容易许多。　


　一位日本将领曾说，在日本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侵华战争中，日本兵很容易就可以残忍地屠杀许多中国百
姓，“因为我们觉得他们只是‘东西’，不像我们是人。”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就是明显见证。我们也曾
读到（在第一章中），一位曾筹划多起卢旺达图西族妇女强暴事件的女性这么描述图西族人——他们不过是些“小
虫子”、“蟑螂”。同样地，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在开始时也是先制作宣传电影和海报，让德国人将某些
人类同类视为劣等形态的动物，是害虫、贪婪的鼠辈。同样地，在全美曾发生多起都市白人暴民对黑人动用私刑事
件，这些人将黑人污名化黑鬼，因此并不被认为这是对人类的犯罪行为。　

　美军曾在越战中屠杀数百名越南美莱村的无辜村民，事件背后的关键因素是美国军人将所有不同脸孔的亚洲人
都贴上“亚洲贱种”（gook）的标签。然而昨天的“亚洲贱种”成了今天伊拉克战争中的“朝圣狂”（hajji）及
“头巾人”（towel　head），被新一批军人们用来贬低不同脸孔的平民百姓和牢人。“有点像是你试着忘记他们是
人，把他们当成敌人，”梅希亚（Mejia）中士说道，他拒绝返回这场他认为糟糕透顶的战争中继续服役，“你叫
他们‘朝圣狂’，知道吗？你会做任何事，只为了让杀死、虐待他们变得容易一点。”　

　一个在实验室进行的绝佳控制实验，实地示范了这类标签及相关形象可能刺激行动的强大效应（第—章提及并
详述于此）。　

　

　实验中的去人性化：把大学生当动物　

　

　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阿尔伯特，班杜拉和他的学生设计了一个效果很强的实验，可以细腻地呈现去人性化标
签的力量如何促使人们伤害其他人。　

　实验是这样进行的。研究者将来自附近专科学校的72名男性志愿者【以三人一组的方式组成“监理人团队”，
他们的任务是惩罚做出错误决策的学生，研究者声称这些学生是—个决策者小组的成员。当然了，扮演监理人的学
生才是研究的真正受试者。　

　实验中共有25道评论测试，担任监理人的学生可以听到决策团队（据说是正在相邻的房间里）的谈话，并根
据听到的消息推测他们正在形成共识决定。研究者提供监理人相关资讯以评估决策小组在每道测试的决策是否适当。
当形成不当决策时，监理人团队的任务就是施加电击惩罚。他们可以从电力最弱的第一级到最强的第十级中选择电
击强度，所有决策团队的成员都会受到电击惩罚。　

　研究者告诉监理人，他们是由来自各种不同社会背景的人组成，目的是为了增加计划的普遍性，决策者们则是
拥有相同特质的人。这样一来，被贴在某个决策者身，上的正面或负面标签就可以代表整个群体。　

　研究者改变这个基本情境中的两个特质：即“受害者”如何被贴上标签，以及监理人如何为施与电击行为负起
个人责任。标签化状况共有三种，分别是去人性化、人性化或中立：归责状况则有两种，分别是个体化或分散，志
愿者被随机指派标签化及归责状况。　

　让我们先考虑标签化的过程及其效果，接着再考察不同归贵方式的运作。实验的设计足让进入实验的每一组参
与者都相信，他们可以偷听到研究助理和实验者在对讲机中的谈话，而他们泄露的是据说为决策者填写的表格内容。
研究助理会用简短话语悄悄表示这个小组所呈现的个人特质符合招募他们人员的看法。在去人性化状况中，决策者
被描述成“禽兽、烂人”。相对地，他们在人性化状况中就被形容为“敏锐、聪明，比较人性的——群”。而在中
立的状况中，研究助理则不做任何评价。　

　有一件事必须说明清楚：实验参与者和电击受害者之间并未有过互动，所以无从做出个人评价，更无法适当地
评价。这些标签是旁人加诸于其他年轻学生的属性，而根据他们听到的说法，在情境中扮演指定角色的年轻学生也
都是自愿参加实验。实验结果如何呢？职校学生如何对据说是由他们所监督的决策者施加惩罚，标签发挥什么样的
作用？（事实上根本没有“其他人”存在，他们听到的只是统一播送的录音带内容。）　

　结果显示，标签的固着力强大，并对惩罚程度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那些被去人性化方式贴上“禽兽”标签的人
受到更强力的电击，他们的电击强度呈直线上升超过十道测试。随着测试的进行，电击强度也不断增高，在最强程
度十级的电击中，每组参与者平均施加七级的电击惩罚。被贴上“和善”标签的人被施加电击的强度最小，而未被
贴上标签的中立组的受罚强度则落在两个极端值中间。　


　此外，在第一次测试期间，三个受到不同实验待遇的小组所施加电击强度并未出现差异，也就是，他们全都施
加强度最小的电击。如果研究就此结束，我们就会得出标签化并未造成任何影响的结论了。不过随着一次次测试进
行，而决策者的错误也据说是不断倍增，三个小组施加的电击强度开始出现分歧。随着时间越久，学生们对那些被
形容为“禽兽”的人施加的电击强度也越强。这个实验结果可以比较我先前关于去个人化女大学生的实验，她们施
加的电击强度也有随着时间不断上升的趋势。因为练习或是经验的学习而使得侵略性的回应随时间加剧，这现象表
明的是一种自我增强效应，其中乐趣与其说是来自于其他人的痛苦，倒不如说是因为人们处在支配情境，也就是处
在让别人得到应有惩罚的情境中所体验到的权力和操控感。研究者指出，正是这种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标签化力量，
剥夺了其他人的人性特质。　

　这研究的正面之处在于，当某个握有权势的人正面地标签化他者时，虽然这标签化一样武断，但那些人能因此
得到比较受尊敬的待遇，被认为“和善”的人受到的伤害因此最小。人性化的力量可以抵消严苛的惩罚，无论在理
论还是社会意义上，都跟去人性化现象一样成立。这个实验因此传达了一个重要讯息，也就是关于言语、修辞以及
刻板印象标签化的力量，既可用来行善，也可用来为恶。我们应该把孩童时期朗朗上口的句子“棍棒让我受伤，坏
话不痛不痒”，后面的那句改成“坏话带我下地狱，好话带我上天堂”。　

　最后，归责状况不同是否影响施加电击的强度呢？当实验参与者认为电击强度是出于团队共识而非个人决定时，
他们会施加较强的电击。正如我们先前了解到的，责任归属的分散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都会造成人们比较无法抑
制伤害他人的行为。我们可以预见，正是当参与者须担负较少个人责任而受害者又受到去人性化待遇时，他们会施
加最强的电击。　

　关于参与者如何正当化他们的行为表现方面，班杜拉的研究团队发现，去人性化也成为人们用来自我开脱的借
口，这又回过头来导致惩罚强度增加。从对人们如何摆脱平常的自我约束而做出有害他人行为的研究中，班杜拉发
展出一个概念模式——“道德松绑”（mord　disengagement）。　

　

　道德松绑的机制　

　

　这模式一开始假设大多数人都因为在养成过程中受到常态的社会化洗礼，所以接纳了道德标准。这些标准指引
人从事有益社会的行为，遏止家庭或社群定义下的反社会行为出现。随着时间经过，这些由父母，老师及权威人物
所施加的外在道德标准成了内化的个人品行规范。人们逐渐拥有思想和行动的自我控制能力，并因此感觉到自我的
价值。他们学会控制自己，避免出现不符合人性的行为，尽力表现出人性。这些自我规约机制和个人道德标准间的
关系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处于动态过程，个人可以选择性地启动道德的个人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