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的趣味-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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氖拢换嵩谡降募吐祭锍鱿帧＠罱淌谠擞谩渡蕉坪铀志燃帽ǜ媸椤纺冢窃�1935年9至12月间的10；296人死亡名单，输入计算机之后，得到几项主要观察。
一、07岁的男女孩死亡比例，女性明显地较高（表2）。二、020岁的男女人口比例高达188％，正常状态应该是105％110％之间（表4）。三、07岁的人口，占总样本数的13。7％，远小于同时期在中国其它地区的孩童人口比例（约25％29％），显示有杀婴的倾向（表5）。四、表7与表10的数字显示，婴儿早夭（或杀幼婴）的母亲，年龄层集中在2024岁：因为她们还很有生育力，在逃难时期较不倾向保留幼儿（尤其是女婴）。五、1935年黄河大水时，25岁的人口死亡率高达60。6％，而1943年孟加拉国饥荒时只有9。2％。孟加拉国的高死亡年龄层，集中在2026岁人口，表示真正是因饥饿而死。1935年大水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全力救济难民营，并没有饿死的问题，但却有高达60。6％的婴儿死亡率，间接显示中国历史上的杀婴习俗没有间断，其中女婴的反常高死亡率，更让人感觉到杀女婴的倾向。
我对这篇论文的印象深刻，所以摘述其中要点当作书评的引子，接下来综述《华北饥荒》的架构与问题的面向。全书分十二章，大要如下：第一章解说华北的「天、地、人」背景，说明海河体系与海河盆地的气候史、水旱灾纪录（表1。2）、农业区域分布、降雨量。简言之，是自然与地理环境的综述。第二章说明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在直隶地区的主要治河工程纪录，与所花费的巨额银两（表2。1）。本章的地图2。1（《华北饥荒》页4647），是雍正时期的治河计划图说，充份显示工程的庞大与复杂。第三章分析直隶地区的人口、农业与粮食，重点放在主要粮食（米、麦、粟、高粱、黑豆、玉米、马铃薯），以及其它农作物（花生、水果、棉花）的生产模式，还有饮食、生活水平、物价的基本分析。
第四章分析主粮（麦、粟、高粱）的长期价格变动、相对价格的变化、季节性的波动。此章用许多表图来呈现，也有些简易的统计分析，是全书最数量化的一章。第五章的内容，已在1999年的Journal　of　Asian　Studies刊登过，分析北京的粮食如何从各地以及用哪些方式供应。换言之，是在说明北京的粮食市场如何运作，碰到社会动荡与缺粮时，如何平息、如何救济饥民。第六章探讨储存谷物的方法及其诸项问题，从古代的仓储制度说起，重点放在乾隆、嘉庆、道光时期的常平仓，以及直隶在17491792年间，常平仓、社仓、义仓的总储存量（表6。1），旁及关外（奉天）与蒙古地区的状况。
第七章论粮食市场价格的整合度，主要内容已在2000年的《经济史学刊》（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发表。本章是全书中运用最多经济概念、最多统计分析的部份，也是我最能为非经济史学界读者解说的地方，稍后详述。第八章讨论清初的饥荒救济问题，包括：饥荒的调查、济粮、济钱、平粜法、蠲免法、难民收容法。之后，以17431744年因旱灾而起的济饥模式为例，说明救济的管道与限度。第九章分析19世纪的济饥个案：1801年的大水、18131814年的旱灾、道光年间的危机与贪腐，以及之后好几次的大型饥荒。整体而言，19世纪的济饥成果，相对于十八世纪反而是退步的。
接下来，第十章谈20世纪上半叶的状况，第11章谈19001949年间的农村危机与经济变迁问题，第12章谈19491990年代（20世纪下半叶），在社会主义下的农业产出、人口增长、19591961年间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以及毛泽东在1963年下定决心「一定要根治海河」（《华北饥荒》页368）。这些都是近代史上耳熟能详的故事。以上是全书12章的梗概。
以下我把重点聚在第七章。2000年9月在《经济史学刊》发表的〈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17381911〉（Lillian　Li；　“Integration　and　Disintegration　in　North　China’s　Grain　Market；　17381911；”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3）：66599），内容要比第七章丰富，但基本的证据论点不变。我记得这篇35页的文章，翌年被选为此期刊的年度最佳论文奖。本章分析清中叶至清末期间（17381911），直隶（河北）地区粮食市场的两项重要特征：一、河北省内的米粮市场整合度愈来愈低；二、但河北与奉天（满州）、长江三角洲的米粮市场整合度，却愈来愈高。换言之，直隶粮食市场的整合程度，有个奇怪的特性：内部结构松散化，外部的联系却加强化。
李明珠首先介绍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1960年初期的研究手法，不以行政「省分」为分析的单位，而把全中国分为八大经济区（macroregion），证明各大经济地区各有独特的脉动与韵律。接下来介绍研究粮价问题的代表性人物王业键，对18世纪主要地区的粮价相关性研究；还有Loren　Brandt对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粮价分析（〈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67）。这些研究都是以跨区域（interregional）的粮食市场整合为主题，反而较少注意单一「地区内」（regional　and　local　markets）的地方性粮价整合问题。她对直隶地区粮价研究的结果显示，直隶区内部的米粮市场结构逐渐松散化（整合度下降）；相反地，直隶与奉天、长江三角洲之间的市场联系，却逐渐地强化。她认为有三项主因：环境的退化、清廷的衰退、国家的主导（〈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68）。
直隶是京畿重地，但本地粮食无法支撑人口所需；几世纪以来都靠大运河南粮北运，明清时期每年的运粮量约四百万石。只要各地有余粮，大都会流入直隶，储存起来以预防欠收与饥馑。这造成了直隶米粮市场的双层结构：上层是由国家主导的「军公教」米粮市场，下层则是农村地带的广大民间市场，特点是孤立性较高，商业化程度较低，政府不插手干预。
朝廷为了掌握各地粮食状况，要求各省每月汇报粮产、雨量、米价，所以全国各地县级以上的长期数据相当完整。由于改朝换代与战乱搬迁，某些地区的资料已散失。直隶因地位重要故数据较完整，李教授运用17381911年间17个州府的粮价资料，分析每月麦、粟、高粱的价格变化。若以离散度（coefficient　of　variation：标准差占平均值的百分比）来表示，直隶的数据显示，麦与粟的市场整合度在1819世纪之间，离散度增大两倍左右，表示直隶区内的粮价的整合度愈来愈差（〈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74与图2）。作者认为有可能受到洪水、匪乱、盗贼等干扰因素的影响。
接下来作者把这17县依地质、气候、特性分成四组，还是得到类似的结果：各小组之间的麦、粟、高粱价格，整合度还是很低，变异度更大（介于0。282与0。945之间。〈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77）。于是就挑出直隶区内四个最重要的地方（顺天、保定、天津、大名）来分析，结果还是一样：这四大地方之间的粮价，并没有明确的整合趋势（〈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78）。
为什么直隶的米粮市场整合度，比预期低很多呢？主要的原因是陆地状况不佳，陆运成本太高。在水运方面缺乏水路网，东西向的运送较方便（因为大江东去），南北向的运送较困难。18世纪时，朝廷曾在直隶中部密集兴建运河体系，方便华南由海道运送到天津的米粮，转运到保定。但到了道光年间，许多运河失修，粮道阻塞造成粮价上涨，各地粮价差异度因而增高。
以1860年代从天津经通州到北京的80英哩陆程为例，英国外交官W。　F。　Mayers　和N。　B。　Dennys　记载他们的走法是：先坐船到通州，然后坐车或骑马13英哩到首都。天津到通州需要四天，还算愉快，若遇到冬天河水结冻（12月至3月），就只能搭车或骑马。通州到北京幸运的话36小时可到，但若碰到下雨，那就要三整天。而这些所谓的路，其实泥泞狭窄到只能容单车通行，实在称不上是马路。
以天津和保定之间运粮的价格为例，若走陆路，每石粮的运费约40分钱，走水路的话约6分钱，相差将近7倍（〈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878）。这种不利的状况，一直要等到有铁路之后才有明显的改善。在有铁路之前要怎么办？市场的整合必须透过朝廷强力介入，动员国家机器来调配粮食，因而造成「市场整合度高」的假象。如果碰到水旱灾欠收缺粮，或遇到战争需要大量粮食，那只能从关外调运东北粮食来接济。为什么直隶本区内的粮食整合这么困难，反而和东北的整合却比较容易？作者的答案很简单：一、关外的粮产较丰富，有余粮可外送；二、走海路运送成本较低；三、每年有上千粮商，用八百艘船载运几十万石粮入关图利（〈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901）。
李明珠在此文的表5、表6、图5、图6，有明确的统计分析与粮价走势图，证明三件事：一、关内与关外的粮价有同步起伏的倾向，双方的麦价相当同步化，粟价则较有差距；二、直隶与江南粮价同步化的趋势较低；三、所以奉天对直隶米粮市场的影响，明显大于江南的贡献。清中叶之后影响江南粮食北运的一项重要因素，是太平天国战乱时期，运粮体系被破坏了（〈华北粮食市场的整合与离散〉页693）。直隶是华北的首善之区，以上的摘述让我们对华北米粮市场的特性，有了初步的理解。
我觉得本书有三项特色：一、在同一个架构下，显示直隶（河北）地区在16901990这三百年间，天、地、人之间的互动史，这是具体史实铺述的面向。二、把国家、市场、环境这三个角色交杂在一起，做出多面向的长时期分析。把自然环境的变化、农业资源的增减、经济与社会的变迁、朝廷的努力、人民求生的意志，这些复杂的面向结合在一起，跳脱简单的人口vs。粮食（马尔萨斯陷阱）思考模式。三、从「史家的技艺」这个角度来看，作者运用经济学的几何图形解说、计量回归分析、统计相关检定，把她从档案里挖掘出来的数字和史料，做了有机的结合，让数值分析与历史诠释产生巧妙的结合。我希望点出李教授的研究特点，引发读者的好奇心，进而阅读有兴趣的章节。
书背有两位汉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各为此书写了一段推介文字。麻省理工学院（MIT）的Peter　Perdue教授说：饥荒是中国史上最重要的题材之一，这是人口与粮食之间永无间断的争斗。李教授从档案史料中，搜寻出非常广泛的数据数据与原始文献，所探讨的时期纵跨了三个世纪之长。历来研究中国饥荒问题的著作，在分析的成熟度上、数据的完整性上、讨论的深邃度上，都比不上这本书。我非常同意这项判断。
这本五百多页的巨着，包含27个表、28个图、16张地图、6张相片、61页注释、24页参考书目，处处显现作者二十年间的心血结晶，这是李明珠教授的传世之作。此书制作印刷非常精美，只是字体稍小，读起来耗眼力。
二十多年前我读邓云特《中国救荒史》（1937）时，一直希望看到较深入的分区个案研究。时间过得很快，李教授这本巨着远远超过我的预期。我一直注意各国的饥荒史研究，爱尔兰、印度、孟加拉国、非洲、芬兰的状况已有许多文献，现在这本《华北饥荒》，终于让国际学界等到企盼已久的中国案例。这本书的分量，更让我感到与有荣焉。
最后要提一件间接相关，但我认为很重要的事。目前在科罗拉多大学Boulder校区经济系任教的Carol　Shiue，1999年在耶鲁大学取得经济学博士，论文主题是晚清的粮食贸易与储存，指导教授是Timothy　Guinnane。这本论文是当年美国经济史学会的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奖之一，摘要见：“Grain　Trade　and　Stora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0（2）：51115。
她毕业后任教于德州大学Austin校区经济系，2002年她发表一篇论文，分析中国米粮价格运送成本与市场的整合度：“Transport　Costs　and　the　Geography　of　Arbitrage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2（5）：140619。这是中国经济史的题材，首次登上这么重要的经济学期刊。两年后，Shiue发表第二篇重要论文：“Local　Granaries　and　Central　Government　Disaster　Relief：　Moral　Hazard　and　Intergovernmental　Finance　in　Eighteenth　and　Ni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4（1）：10024。2007年，她和在同系任教的丈夫Wolfgang　Keller，再度发表重要论文，对比中国和欧洲米粮市场的整合度：“Markets　in　China　and　Europe　on　the　Eve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7（4）：1189216。29我的用意是要说明：一、李明珠和Carol　Shiue这两位女性学者，在国际学术界做出引人注目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成果。二、Shiue运用经济与计量分析工具，把中国的数字与故事，转化成非常高质量的成果，更是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应该学习效法的模范。

原刊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年6月第60期

附录3
中国经济史英文论文参考书目










以下是1949年之前，中国与台湾经济史的英文论文参考书目。这是我的私房阅读清单，并非都是值得推荐的佳作。目的是方便自己查索，顺便提供读者参考，当然有许多好文章没列举到。我用最简单的姓氏与年份排序，没有做题材性的分门别类。中文的经济史单篇论文，请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季刊）、《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季刊）、《经济史》（双月刊，复印非经济史专业期刊的相关论文）。有两套论文选集可以参考：（1）《中国经济发展史论文选集》上下册，台北：联经（1980，收录中英论文42篇）。（2）　Michael　Dillon　（2008）　ed。：　Key　Papers　o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up　to　1949；　Kent：　Global　Oriental　（48　texts　in　2　volumes）。中英文的经济史专书，很容易在图书馆或网络内搜寻到。



Allen　Robert　（2009）：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and　rural　ines　in　England　and　the　Yangtze　Delta；　c。　1620　　c。　182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62（3）：52550。
Aly；　Hassan　and　Richard　Grabowski　（1988）：　Technical　change；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input　usage　in　Taiwanese　agricultural　growth；　Applied　Economics；　20（7）：88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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